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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德博客

别人的信任就像蝴蝶,你追她追不到,只有诚心静气下来,她冷不防会飞到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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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授课组织理论,对管理学本土化深感兴趣,感叹管理教育少了人文的关怀,愿意通过这个博客探讨管理和文化等问题,并求教于广大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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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建立——法情并重  

2007-04-17 22:12:32|  分类: 摘自中国人的管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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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建立—法情并重

刊載於管理學家雜誌

 

企业经理人在我们这样的人情社会中一定常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情理法何为优先?是法理情呢,还是情理法?这是中国企业中如何建立信任的核心议题。

让我们从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中寻找一些解答此一问题的线索。

党仁弘是随李渊建立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随后又跟着李世民南征北讨立下不少汗马功劳,而且才干政绩具备,颇为李世民所器重。只是为人贪婪,贪下了不少赃款被查觉,依唐律当斩。李世民为了他向所有大臣求情,强调国法乃受之于天命,不能因私情而坏法,只是党仁弘一生从公,如今年龄已老还要受死,于心不忍,所以是不是可以网开一面?为此求情,李世民誓言要睡在草席上斋戒禁食三天。直到房玄龄说,皇帝原本就有特赦的权力,实在不必自苦如此,李世民才下诏罪已,承认识人不明,又因人情破坏国法,向全国道歉,并贬了党仁弘为平民,放逐钦州。

这里可以看到李世民的管理智能,首先他强调法不能废,但人情也不能不顾,所以向大臣求情,看看有无办法情法兼顾。房玄龄指出了皇帝有特赦之权,所以在法上站住了脚,可以免党仁弘一死。但李世民仍然要为国法破坏而斋戒禁食席地而睡三天,以示对自已的惩罚。最后在大臣的劝阻下,以下诏罪已及放逐党仁弘结束此案。李世民对法的尊重可见一斑,他不但是大权在握的一世英主,更是打下江山的开国英雄,但在自已颁布的国法之前却十分谦卑,不敢违抗,即使有权依法特赦,也因为法的公平性被破坏而要斋戒禁食、下诏罪己。短短十九年的贞观之治,可以奠定一百年的盛世以及两百九十年的大唐基业,其来有自。

中国社会总是给人不守法的印象,甚至西方学者不明究理以为中国是人治社会,但其实中国盛世是以法治理的。这是为什幺李世民一登基就指示修法,并在贞观九年颁下大唐律令。原来的隋律连坐太多,法条太细,惩罚太严,反而法理伤害人情,变得不能执行,成为官员找碴、入人于罪的工具,最后酿成民变。李世民下令修法就是要使法律轻省,死刑减少九十二条,流刑减少七十一条,减少连坐范围,一等亲才需连坐,使得法律可以执行,然后切实执行。

为什幺贞观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榜样,而李世民又如此重视法治呢?在管理上有何涵意?如之前所述,员工信任是政策推行与合谐企业的基础,而管理信任不可能管理别人的信任倾向(tendencyto trust),只能管理自已的可信赖行为(trustworthybehaviors)—包括诚实与公开、能力与果效、公平与一致以及互惠与忠诚。依法而治是企业透明公开的基础。管理者的诚实虽然重要,但讯息不够透明的情况下,一样会有谣言,一样会有怀疑,唯有凡事依规定而行,则一切公开透明,管理者的诚实才能为员工所信。法治也是公平与一致的基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则人们相信这是公平的企业,大家依照相同的游戏规则作事,不会「有关系则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因人设事,因人而异。法有其僵硬性,不可任意变动,改法都要经过较复杂的程序,法改过后,基于信赖保护原则也不应溯及既往,所以奖惩前后一致,员工的行为有所依循。

法是保证诚实公开与公平一致的基础,所以是建立企业互信的关键,这是为什幺任何有一定规模的公司都必须建立规章制度以及标准作业流程(standardoperationprocess)的原因,毕竟,法之不行,则公平与公开无异缘木求鱼,如何能得到员工信任?

既然李世民知道法如此重要,又为什幺要为党仁弘求情呢?这是中国人情社会的必需,一个父亲的老臣,又跟随自已一辈子,立下不少功劳,临老还要面对死刑,依照中国人的人情,于部属似乎有点死狗烹的无情,于朋友似乎是过河拆桥的无义,所以李世民在合法的基础上动用特赦的权力,以兼顾人情。不顾人情只严苛执法的人,我们社会称之为「酷吏」,在中国式管理中是不得人心的。只是为了人情坏了法的公平,李世民必须自我惩罚,以示此一行为为特例,不足取法,并借此表达对法的公平与一致有坚持捍卫的决心。李世民之所以为一代大帝,贞观之治之所以为万世典范,可以看到其国法为先,但兼顾人情的治国风格,他宁可戒斋禁食、下诏罪己,也要法情兼顾。

诸葛亮斩马谡则是另外一个好例子,马谡是诸葛亮的首席智囊,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七擒七纵孟获以收其心,就是出自于他的策略。可惜诸葛亮错用其才,让这个长于谋略的参谋领军在外,结果违反军令,失了街亭,逼使出了祁山的蜀汉大军必须撤退。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已成为历史名剧,但更重要的在于诸葛亮誓言视马谡之母为已母,奉养终身。为了严肃军纪,军令必行,斩马谡顾全了军法,但于人情的亏欠,诸葛亮以共事一母表明了兄弟之义,也断绝了马谡的后顾之忧。这段历史也可以看到,诸葛亮也是军法为先,但法情兼顾。

李世民、诸葛亮都表明了国法为先的管理哲学,但又同时兼顾人情。情理法,以情为先,则私情会破坏法治,公平公开都被质疑,企业互信难以建立。但只重法而轻乎情,在中国社会中会被认为不懂人情世故,不能收揽人心,甚至使部属心寒而不愿效忠,也非领导之方。在中国,唯有法为先,兼顾情,才是善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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