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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德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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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授课组织理论,对管理学本土化深感兴趣,感叹管理教育少了人文的关怀,愿意通过这个博客探讨管理和文化等问题,并求教于广大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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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鲁克思想看后现代管理  

2011-02-28 02:28: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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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要重弹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老调, 后现代思想也曾在国内流行一阵,但那时的中国大陆还在工业化初期,社会土壤不成熟,一阵流行后,不切实际,就过去了。但今天从富士康十三跳到内迁成都、郑州,以及东部延海一再民工荒,我们看到东部沿海己面对了后现代的转型,德鲁克的洞见成为新时代管理者必要的宝鉴。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误解了现代管理。企业家们常将现代企业、现代管理、现代产权等挂在嘴边,但他们讲的“现代”是被误解的现代,几乎主流言论都围绕着法律、制度、规章,津津乐道于加强监管、控制。一出问题就是监管不足、法制不够。仔细观察大多数的组织,尤其是国营企业和政府机构,最大的问题是有法不依,不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才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加强控制、加强监管、加强法治等等就能完全解决的。现在,政府与企业出了问题,其实多是因为行为不确定性很高,全部可以造假,拿到的统计数据也可能全部是伪造的。现代管理在中国已经走火入魔,我们的经济转型又需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管理对象将越来越多的变成知识工作者,德鲁克的思想在今天需要被重视。

 

德鲁克1969年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最早提出了“知识工人”一词。他发现了知识工人与一般蓝领工人的不同,他此后的绝大部分管理思想的出发点,即在于此。之前,泰罗和韦伯所讨论的管理基于对蓝领工人的行为观察,对于蓝领工人,只要监督其行为就可以了。在生产线上的行为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监控的,而知识工人的行为则不易被监控。比如,服务业职员的行为的总后果是不可测的,或者说是不易测的,这个行为后果又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显现,专业知识不够或者态度不佳引起顾客不满,引发严重后果,往往已是一年之后的事了,而且承后后果的可能是整个公司,而不是具体个人。知识工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很高。

 

在此之前,美国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就谈到组织行为中的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等问题罗纳德·科斯(Ronald Harry Coase)也看到了交易成本现象,,詹姆士马奇提出模糊性问题,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既承继了他们,谈行为的不确定性。这个在创新型产业、知识产业中十分典型,因其主要生产力来自于创新。如果员工对公司不满,他可能会做自己的事,而在领导面前装傻,就算被开除,他已经利用公司的设备做了很多实验,可以拿着成果出去创业了。如果他心情愉快,觉得公司是可以终身投靠的地方,他才会好好地为公司服务,把他脑子里的东西全部挖出来。很多人更难想象像台积电这样的知识型企业,正在构建知识型社区,鼓励大家主动分享。我凭什么跟你分享,我的东西是我的东西,我分享了,你升迁了怎么办?所以管理这样的企业,不能指望控制员工的行为。西蒙说要作前提控制,不是控制行为的后果,而是控制行为的前提。企业如果能对忠诚、奉献和分享精神进行控制,才会有之后的成功。

 

 

后现代的特质

 

现代社会的标志是工业化、城市化、标准化、规模化,因工业组织的庞大规模而形成了大型层级化,然后产生了泰罗加韦伯式的管理——科学管理加层级管理,紧接着便是大量消费、大量生产,然后产生大社会。西方人有一个说法,他们在四百年中从乡土社会走入了大社会,又从大社会走入全球化社会。伴随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城市化,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进入城市之后,以齐一化的方式生活,你怎么消费我也怎么消费,这样大量消费之后,我们就形成了广大的市场、流行的文化。但德鲁克已经看到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化,他称之为后资本主义社会,或丹尼尔称之为后现代社会。

 

所谓的现代社会是以工厂为核心的工业经济社会,是城市化、齐一化、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社会。到了后现代阶段会形成什么样的变化?首先,非大规模生产会越来越多,阿尔文·托夫勒在研究1980年代美国经济时就指出,美国存在着相当可观的非大规模生产,即小批量的生产或者个性化生产,而且比例不断上升。在1980年代,贵宾理财并不常见,而现在贵宾理财已经很发达了,贵宾理财就是从大众理财变成了“一对一”理财,从低阶服务转向高阶服务。眼下,越来越多的特色餐厅开张来应对消费者越来越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旅行社也推出体验游、深度游、休闲游,以一对一个性化旅游精品取代“七夜八天欧洲九国游”这样的观光游。另外,城市化在继续加速,但城市化走向了城市带化。城市人群不会过分集中在大都市。虽然现今国内地方政府还习惯想方设法从农民那里获得土地,在都市中摊大饼式地扩张,但中央政府已主张“串葡萄”了,就是各地都有各地的产业,产业不要集中在一个都市中,而是丢向卫星城、卫星镇。其实卫星城、卫星镇是最宜居的地方。社会结构变了,消费行为就变了,消费行为变了,生产就变了,生产变了,工人就变了,变成以知识工人为主。企业需要创新、研发、服务,需要大量的以处理信息能力为主的工人,不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管理也在变。这个概念很重要。

 

美国在1850年时,最大的工厂也不过就七八百人,韦伯的“层级制”加上泰罗的“科学管理”产生之后,企业的规模变大了,效率提高了,二战后,几十万人的大企业比比皆是。这便是管理革命,即知识用在了管理技术上,它带来了不起的成就,而之前的工业革命是知识用在了生产技术上。德鲁克说,在工业革命、管理革命之后是知识革命。知识革命的特征是知识用在知识上,像是美国太空总署这样的知识组织体,几千人、上万人在其中一起创造知识。最初生产力来自于工具,之后生产力来自于管理,最后生产力来自于创新。很多中国企业只知道去做大规模,降低成本,压榨劳力,这已经是过时的管理方法。后工业化、后现代时代的一个新发展,就是企业要为消费者的特殊需求量身制造。作为一个工人能非常敏锐地感受消费者的不同,生产随时在变,不再拼成本。比如四川的农家乐打一夜麻将,价格80元,但在台湾住民宿听农民讲故事则需要支付500元。都市人为了体验农村,愿意出6、7倍的价钱。清费者变了,生产方式就变了,德鲁克就看到了美国从1969到1992年间(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出书之日)的这种变化。

中国因为太大,当一些内陆乡村还在前现代时,多数二、三线城市正张开双臂欢迎那些劳力密集型工厂,但东海沿海先进地方却面对着后现代转型,这会是一个产业结构、社会结构与政治体系一起升级的时代。政府与企业管理也必须升级,简单的说就是要学会从教育与管理奴才,转型成教育与管理人才。

十分可惜的,我们今天大多数的管理者还是喜欢拿着人才当奴才用。德鲁克的思想此时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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