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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德博客

别人的信任就像蝴蝶,你追她追不到,只有诚心静气下来,她冷不防会飞到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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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授课组织理论,对管理学本土化深感兴趣,感叹管理教育少了人文的关怀,愿意通过这个博客探讨管理和文化等问题,并求教于广大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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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复杂性管理与中庸思想的辩论  

2012-03-10 21:35: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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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由哥本哈根大学李平(Peter Li)教授发起要一群学者读普里戈金提出的“耗散系统”(dissipative structure)理论以及一些国内学者的评论,我因此写了一些介绍,之后我们在网上引发了一场有关复杂性与管理学及管理学本土化的辩论。这里先附上我的简介。
复杂性科学渐渐取得了科学界的重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了个体整合成集体的过程中,“涌现”(emerge)出什么样的新性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而研究的重点也从个体的动机、性质与行为,转向个体与个体间的互动、关系及关系网络的结构。华特斯(Watts, 2000; Watts, et. al, 1999)从提出小世界模型后,大规模、多重关系与多样角色的网络,也就是复杂网,的结构统计研究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上述一套社会网架构下的研究渐渐地获得了分析与建模的工具。
复杂性与复杂网进入了管理学,有什么样新的启示呢?在管理哲学上,这些确实带来极大的挑战。
1. 复杂性观点的目的论,有论者称之为“转化性目的论”(Transformative Teleology),它最大的特色在于,一个系统(不过作者不称其为系统)是矛盾力量的相融与平衡得到的。一个组织总是既有稳定的力量又有变化的力量,组织员工既是理性的也追求归属、认同与情感,一群人既会趋同也会发展出差异,他们既愿合作也有冲突。一个系统却因为人际关系的连结,会形成各种复杂网结构型态,会自组织出新的秩序出来,从而踊现出创新的结构与制度,以因应外在环境的变化。外在环境变化的不同,内部社会网结构型态的不同,以及个体行动与互动方式的不同会共同作用出新的适应环境的方法,因此系统适应环境的演化结果虽不可预知,但过程却能被认知(Stacey, et. al., 2000)。
2. 因为在总体中可以涌现新的性质,所以复杂性观点反对化约主义(reductionism), 也就是反对把总体切割成越来越小的微观现象,靠研究清楚个体的性质、心理、行为,再加总个体成为总体。换言之,它着眼于整体系统(holistic system),反对个体的加总就是总体。
3. 在系统远离现今的平衡而稳定的状态时,一群行动者的行为与他们之间的社会网结构的些微变化,会引发崭新总体性质的产生(Granovetter, 1978),系统因此产生新的秩序,发生根本的变化。
4. 这种由下而上发生变化的过程是一个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的过程,而此一过程深受行动者的社会网结构所影响,所以此一观点下,除了行动者的性质、动机、行为需要研究,更重要的研究是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关系网结构。
5. 行动者自组织起来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进而促成整个系统的变化,所以系统是外在环境变化的函数,系统无法被事先设计,也不像自然神论者的目的论(Granovetter, 1985)指出的,系统会走一个预设的路径,达到一个固定的、最终的状态。
6. 所以系统如史特西(Stacey, et. al., 2000)所言本身也是矛盾的,它既不可被预知也不可被设计,但随着外在环境变化与内在自组织过程,它是可以被分析,被理解,进而被管理的。。

我同时指出这套新崛起于复杂性科学演生出来的管理思想,十分相合于中国人的阴阳及中庸思维,阴阳就是在谈两极相融的整体系统观念,自组织过程则是“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中庸语)的无为而治,以及“执两用中”的动态平衡过程。所以这套新管理思维以及在复杂性、复杂网以及社会网分析中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将和中国人的管理智慧相结合,对管理学本土化十分有帮助。

紧接着,我们在网上有了正反两方意见的讨论。章凯教授提出了支持的看法。

Peter(李平教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对西方一流学者的影响有多深多广?定量分析比较困难,但根据我掌握的文献,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理论的发展肯定是超越了西方经典科学的发展范式和思维方式,它们更多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的特点。换句话说,当国际管理学界在呼唤“West
> meets East"的时候,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创立者早已经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宝库中吸取了营养,掀起了一场科学范式的革命。其实,在我看来,目前美国主导的管理学定量小模型研究模式已经在走向疯狂。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话,当前这种主流的管理研究模式将会随复杂性科学思想影响的扩展和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削弱而走向衰退。中国学者和华人学者在这场管理学革命中是有可能占据先机的,但当前一窝蜂的“国际化”趋势在迎合和追求国际发表的进程中会降低这种可能性与潜力。
>
>此外,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理论的创立者的思维方式主要是基于类比的整体思维,大家知道,类比与整体思维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
>
>章凯

紧接着李鑫教授则提出了较保守的看法。

近日我与国内外几位社会学和管理学学者就社会科学研究的“东西整合”这个话题有个简短的讨论。我深深地被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学和管理学研究的前景和出路而殚精竭虑的精神所感动,我深知国内外很多学者是不愿意也不习惯考虑这样宏观的但又很基础的问题的,我相信那些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思考这些问题的都是有思想有担当的学者,在这一点上,他们堪为中国本土学者的楷模。

不过,对于“东西整合”这个提法,我与他们中某些学者的观点有很大的区别。
(1)西方科学研究中的机械观还原论以及定量分析方法有其局限和不足,尤其是在解决某些复杂问题上会显得捉襟见肘。正因如此,不少西方学者包括一些科学巨匠已经对西方科学研究范式提出质疑,一些学者明确指出科研工作者应该向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寻找灵感。
(2)我理解上述西方学者的这种考虑也部分认同他们的这种观点。
(3)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西方科学至17世纪发展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现今所形成的主流研究范式是经过长期积累反复提炼出来的一种已经被证明是十分有价值的思维方法和工具。西方部分学者发现其局限和不足并不奇怪,但瑕不掩瑜,这些局限和不足并不表明它已经失去价值。我认为,西方的主流科研范式在解决那些不那么复杂的问题时还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不能轻易抛弃或谈论超越之。要知道,我们当今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为“不那么复杂的问题”这个范畴。很显然,现实中的很多社会和管理问题并非像爱因斯坦波尔或普里高津他们所研究的那些问题那样复杂。比如说,牛顿经典力学在爱因斯坦的时空体系里有明显的局限和不足,但在我们现实生活的物理世界里,牛顿力学还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总之,当我们在谈论一个范式的局限和不足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它还有其适用的范围,而这个范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4)这也就是说,这种“超越现代,进入后现代,进行东西方整合,超越西方主流研究范式”的要求,即使对于那些研究“不那么复杂的问题”的西方学者而言,我个人认为,其实并不太有适用价值。当然,对于西方许多研究比较复杂问题的学者,比如爱因斯坦波尔普里高津等人,这种超越主流范式的提法显然是适合的,而且他们中部分学者已经因为实践了研究范式或思维方式的超越而作出了伟大的科学贡献,比如波尔的互补理论和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等。
(5)既然这种“超逾主流研究范式”的要求对于西方很多学者都不太适用,那么,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学者来说,这种“中西整合、超越西方主流范式”的提法就更是好高骛远弊大于利了。为什么呢?我目前能想到的原因如下:
(a) 中国古代长于技术而非科学研究。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科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五四运动才喊出赛先生口号,我们中国的科学可以说起步太晚,中间又有太多耽误,所以中国科研发展的历史还太短,积淀还太少,和西方科学比起来,我们就像是小孩而西方是成人(他们中还有许多巨人)。巨人能感受到的问题小孩有可能根本不能体会,巨人要解决的问题小孩可能在长大成人以前还无需考虑。
(b) 由于我们起步太晚,我们和西方科学还差了太长一段距离。我们现在应该先补课, 把西方这些经过长时间积累和检验出来的这些研究范式先好好学习起来并努力消化吸收其营养成分,因为这是个基础工作,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可能连那些西方伟大学者所提出的自我质疑都不能深刻体会。
(c)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我们亦步亦趋,就只能长期跟在西方后头而很难赶上甚至超越。我知道这是很显然的。可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急躁地想很快就赶超呢。我们的科学发展起步就晚了西方200多年,我们怎么可能短时间内就赶超,大跃进的深刻教训可以归结为我们老祖先的一句话:欲速则不达。
(d) 也许,还有人会反驳说,我们有诸多公司比如华为实现了赶超,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学或管理学研究就不能后来居上呢? 我承认有些中国公司确实是实现了赶超,我本人就正在用华为作为一个案例研究后来者赶超的理论问题。但是,科学研究不像某项技术或产品,后来者可以通过直接采用新的技术实现跨越式追赶甚至超越前人。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讲究沉淀和积累,它是一种综合能力的提升,需要科研文化、制度保证、以及人才队伍等诸多环节的共同配合才能有效运作。可是,我们今天在这三个方面都还欠缺的很多。在我们国内大部分学者深刻体会到中国科研的这种系统缺陷并采取集体行动来弥补这些缺陷之前,任何关于后来居上弯道超车的高谈阔论都无异于纸上谈兵痴人说梦!
(e) 退一步说,就算我们中国学者响应西方学者这种“东西整合,超越西方主流科研范式” 的呼声,我们又会怎么样呢。难道我们就真的可以和西方学者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吗。还是那句话,科研不像一个技术或者产品,我们可以直接从最新的技术接入实现跨越式发展;比方说,就算是一个落后国家能直接安装3G通讯网络,但并不代表这个落后国家就直接具备了3G技术的研发能力。就算东西方学者同时开启“东西整合、超越主流范式”,我们还是不能和西方科学界并驾齐驱,为什么?很简单,一个小孩和一个成人(或巨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比赛,结果能是怎么样的呢?
(f) 或许,有些人会再次反驳说,如果我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话,我们东方学者由于有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的先天优势,在赛跑中究竟谁领先谁还不一定呢。我想劝诫持有这种观点的中国学者的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老祖先有阴阳中庸哲学思想,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和中国学者就有比较优势,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别的不说,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作出这种“超越式” 贡献的学者总是像波尔和普里高津这些西方人,而没有一个中国人呢?我的理解是,这些西方学者通过吸食西方主流科研范式的营养长成大人后由于思维开放积极向东方寻找灵感所以他们才变成了巨人。对于一个没有成长的小孩,再怎么有东方的灵感,也不能一下变成巨人,俗话说,一口不能吃个胖子。
(g) 今天中国学者以及我们整个国家需要的是一种认真学习努力补课的心态,而不是这种“东西整合、超越主流范式”的激动,尽管那个口号很诱人也有其特定价值,但我们还是应该先沉静下来专注于最紧要的事情。也许,当我们心情沉静下来,专心致志,我们能进步的更快,我们追赶的速度反而提升了。当我们把与西方科学的差距缩短到一定的程度时,我们再来想这种“东西整合、超逾主流范式”的问题,到那时候,我们可能事半功倍。最后,让我用朱自清《荷塘月色》一句话做结尾吧,“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李鑫,2012年2月12日

我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Peter以及各位同好:
关于李老师的见解,我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
同意的是科学训练还是需要的,补课也很重要,尤其自然科学可能更为重要。
但不同意的是,社会科学、管理学本身就来自它的土壤中,一进入这个土壤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西方理论看不到的地方。这些不是西方没有,而是西方社会中是次要现象,隐而不显,但在我们社会却是主要现象,只要拨开被训练僵固了的眼障,就能看到。这是为什么集体主义的日本社会能产生J理论,以及到了美国变成 Z理论,更是被日裔美籍学者看到,而美国人一看,才说,我们社会也有这个现象。
中国人因为整体系统思维以及阴阳思维的关系所以在管理上自然会反应出不同的作为,只看我们能不能拿去眼障,沈下心来,扎根进田野,像费孝通那样找出一系列属于中国人的理论,并将来拿来与现在的西方理论对话。当然前题是我们要如李鑫说的,补好课,“分析”的、“复杂”的科学理论都要懂,并使用这些研究方法扎根下去,否则就又变成从论语、孟子、孙子兵法甚至三国演议看管理的夸夸其谈而己。
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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