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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德博客

别人的信任就像蝴蝶,你追她追不到,只有诚心静气下来,她冷不防会飞到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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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授课组织理论,对管理学本土化深感兴趣,感叹管理教育少了人文的关怀,愿意通过这个博客探讨管理和文化等问题,并求教于广大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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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是大师吗?  

2012-08-04 09:21: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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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写了一篇博文“试答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师”,没想到与网友讨论中又演生出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钱学森是大师吗?”

有网友质疑“钱学森没有资格问这个问题,鼓吹要社会主义大学不要资本主义大学的正是钱学森自己。”

“亩产十万斤也是钱学森鼓吹的,饿死了多少人?”

因此又有网友质疑,钱学森的人品、学品能称大师吗?

当然立刻有网友反击,钱学森是民族英雄,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作了那么多事,我们不该质疑他。

这让我想起,我曾在另一篇博文“再谈知识份子那里去了”中写了一个故事:

当爱因斯坦眼看纳粹疯狂,势不可为,就在美国退出德国国籍,辞了普鲁士科学院的职。纳粹气疯了,在全德国发起“批爱运动”,科学院在大多数院士不出席,三位秘书都请假的情况下,通过了开除爱因斯坦的决定,然后说,爱氏是先被开除的,不必辞职了。一九一四年诺贝尔奖得主劳鹤敢于捋希特勒的虎须,声称会议不合程序要求,硬是又召开了一次院士会议。当希特勒高举德意志的物理学,要扫除犹太人物理学时,当时学界领袖如量子力学的开山始祖普朗克及发明X光的伦琴都噤若寒蝉,又是劳鹤,把这个政治运动挡于科学院门外,为德国科学界留下一片干净之地。

当德国友人去美国看爱因斯坦时,问他要不要问候普朗克。普朗克是劳鹤的老师,更对爱因斯坦有知遇之恩,如果不是普氏,爱氏的相对论文章发不发的出去,能不能进入德国最高学术殿堂“威廉皇帝物理学研究所”,都是问题。但是爱因斯坦却说:“请问候劳鹤”。

在爱因斯坦的心中,谁轻谁重?己很明显。

我对劳鹤有“虽不能致心向往之”的佩服,他既是学术大师也是道德领袖。但对普朗克却有着能够理解的同情,他是科学大师,却不是道德领袖。他是一个如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在那个情境中,我一直在想,我的表现又能胜过他吗?

同样的,我会以较同情的眼光看待钱学森那个时代的人,同时不断地警醒我们这一世代,不要再让集体疯狂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我还是祟敬钱学森的治学精神,更何况他放弃美国优渥的生活,回国教育出一大群人才来。在那个时代里,他可能曾大脑发热过,也可能为了完成理想,只好向世俗、向权威妥协,我固然佩服那些烈士,但还是同情地看待妥协者。“无有留者何以报恩主?(到了现代应该是,无有留者何以显良知?)无有行者何以图未来?”没有他们留下火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火可能也烧不起来了

另外,为什么我们想到普朗克,不会否定他是大师?想到数理逻辑大师、大哲学家、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罗素,也不会否认他是大师,更会钦佩他一生参予了那么多社会运动,推动了社会进步的脚步。但不要忘了,罗素一生结了四次婚,八十岁还离婚又结婚,婚姻期间又有无数的“二奶”,从没对婚姻忠贞过。罗素是学术大师以及社会运动领袖,却不是道德领袖,但这丝毫不减损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大师形象。为什么我们会“中西有别”呢?

我想,中国古代很特别,大多数其他社会的道德领袖主要是宗教领袖,中国则主要是儒家知识份子,所以“中国大师”要写道德文章,不但学问要好,道德也不能不好。而现代的“大师”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不必然是道德领袖,这在中国是“新鲜事务”,所以我们社会在转型,在渐渐“习惯”多元社会中的多元价值祟拜。

什么是多元价值崇拜?简单说,就是大家价值观是不一致的,有人重A,有人重B,而一个人价值学习的对向也是多元的,向甲学A,向乙学B。现代所谓的“大师”是提供思想与科学研究的,而道德领袖、宗教领袖才是提供道德楷模的,其他如社会运动领袖是提供社会进步创新的,企业家则是提供管理创新提高效率的。大家各有分工,不同的事情需要不同的领袖,成熟的现代社会大家分的很清楚,每个人也会有很多学习、祟拜的对向,可以向大师学思想,向企业家学管理,向社会运动领袖学社会责任感,只有向道德领袖学道德。不会一个人管理作的好了,就又是思想导师,又是道德楷模。也不会强求学术大师作道德领袖,作不到,就一阵挞伐。

我们社会在转型,这些常常混在一块,还保留了一种泛道德化的倾向,崇拜一个人就要他扮演所有领袖角色,所以常常先造神,然后又拉人下神坛。更糟糕的是我们今天缺少道德领袖、宗教领袖,“市场”出现空白,各路人马就都想抢占山头,所以我们有名嘴或明星被媒体包装为“公益领袖”,更有商人唱着私奔之歌鼓吹新道德,商业在里头推波助澜,好让“道德领袖”及其推手赚名赚利。但浮跨躁进尘埃落定之后,大家只会发觉这是时代的荒谬。当然学术“大师”、思想“大师”更容易被人赋予不同的期待,结果自愿或非自愿地被塑造成道德领袖,又一定会很倒霉地被拉下神坛。

泛唯道德化是可怕的,而且往往到最后都变成教条主义,不但大家到处找人来“树圣人”,而且人人被要求当圣人,作不到,就是一阵挞伐。对有着七情六欲种种软弱的普通人,如同你和我,没有一点同情心,同理心,最后一定是人人“装圣人”,社会变成一个道德彻底崩坏的虚伪世界。不过这也不是中国所独有,想想中世纪的欧洲,所有人都被要求每天从早到晚虔敬祷告,但教皇却在打仗,教廷大动土木作“面子工程”,教宗选举更被几大家族所控制。直到近世才确立了政教分离的体制,教宗只作道德领袖、精神领袖,不再拿起权力逼所有人当“圣人”。

对泛道德化的反感下,我们社会又出现一股道德虚无主义,演变成不择手段只求胜利、只求成功的成功学,其结果一样可怕,这让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没有底线的社会。

我们不但应该有道德领袖作为学习对向,对“道德高标”,虽不能致心向往之,多多少少可以激励自己有所坚持。而且更要了解现代社会有一些道德底线是不能碰的,比如公民社会中人人紧密相连,一些公民道德底线就是维持社会生活互不伤害所必需的。又比如现代专业社会内,专业伦理底线是每一个专业从业人员所必须守的,学者要有学术伦理,医生要守医德,运动员要有运动家精神…等等,守不住,就该接受挞伐。

泛道德化加上道德虚无主义产生了一种更可怕的现象,就是有一些人对着自己就“道德虚无主义”,对着别人就“泛道德化”,自己作了一堆亏心事,但找到机会就对别入以“道德高标”相要求,而且没一点同情心、同理心,趁机拿着别人的鲜血来证明自己有道德。如果我们社会没学会多元价值、多元学习,我害怕这类人会把“文革”带回来。

回到钱学森是否是大师,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定义“大师”的?虽然他不是我心目中的道德领袖,我也不会因为他是民族英雄就“为大人讳”,避谈他的缺陷,但他还是我心目中的大师,因为他的治学精神与治学态度是我学习的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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