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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德博客

别人的信任就像蝴蝶,你追她追不到,只有诚心静气下来,她冷不防会飞到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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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授课组织理论,对管理学本土化深感兴趣,感叹管理教育少了人文的关怀,愿意通过这个博客探讨管理和文化等问题,并求教于广大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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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公共知识份子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  

2013-03-10 14:14: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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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前,凤凰网以「社会转型:从情绪型对抗到技术型化解,台湾也曾走过」为题,和我作了一个交谈,我们主要围绕在两个话题上进行讨论,一、今天的社会转型需要什么样的公民行动?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份子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整理了曾在台湾经历过的社会转型经验来回答这些问题。台湾的经验不能照搬,但因为海峡两岸中国人同文同种又有相当类似的现代化历史经验,所以该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我也无法代表台湾的多元声音,得到一个台湾对自己社会转型过程的统一观点,但作为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的长期观察者、及部分事件的亲历者,我也乐于提出一方之言,关于「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份子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整理如后:

凤凰网:台湾知识分子的行动力很强,这跟台湾社会发展阶段有关系,而大陆现在也是公民社会崛起的时期,您觉得现在大陆民间的社会运动最大的局限是什么呢?

罗家德:我们社会在面对一个转型,一种说法是这种社会转型叫做“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也很害怕,像南美、南欧的一些国家,一旦进入这个陷阱,100多年都转不过来。所以说很多人都希望整个社会像我们曾经看到的东亚社会,固然有一些抗议、抗争,也有一些政治上的问题,但是韩国、日本,包括台湾、香港,经过一定时间的转型之后,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个过程中间台湾的知识分子扮演了相当多的角色。

二三十年前,台湾的知识分子也非常的被动,因为那时候的政治环境,敢讲话的,像李敖,都已经被抓到牢里去了。龙应台1982年写完了《野火集》,她家人就叫她赶快逃,逃离台湾,觉得就是不得了的事儿。但是渐渐的社会的氛围不一样了,大家也都觉得几十年经济的发展固然是高度富裕了,但是却积累下来社会不公平的问题,确确实实是需要解决了。于是这个时候,当年做批判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就开始退下来,另一群知识分子就慢慢接手。

我记得我自己的好朋友有做国会监督运动的,有做司法改革运动的,有做医疗改革运动的,最早的是,可以说做社区营造的一群。在环境还不是那么容许的情况下,就带着学生开始到各个乡村去做村史运动,通过对村史的收集,使一个乡村重新认识自己,要不然整个台湾乡村也跟大陆的乡村一模一样,只剩下叫做什么386199的部队了。然后呢,乡村里的人对自己毫无自信,只看到乡村的经济越来越衰败,跟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但是在村史运动开始,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社区营造运动。

村史使得这些乡村的人发觉,自己的家乡曾经有很多很光荣的历史,曾经有很多集体记忆。这样的一个过程使得他们能够重新铭记,开始思考他们的家乡要怎么走。渐渐由他们家乡自己人去铭记起来,改造他们自己的经济、社会福利,解决很多社会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间,台湾知识分子确实有很大一群人站了出来,而且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当然从某些角度来看,中国文化中间有一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传统。但是确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台湾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国民党的统治底下,并没有太活跃。但是随着社会转型,他们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带动了很多社会改善,帮助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也帮助整个政权很平稳的发展。

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渐渐地这些知识分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定位,早期的一些以批判社会、引发思潮为主的知识分子其实也冒着相当大的风险,他们确实是在唤起整个社会和政府对一些问题的重视,这里有他们的功劳。但随著社会进步,一些以专业知识在特定领域作社会改良,有执行力的知识份子变得越来越重要。举一个范例,譬如云南那边有河流铬污染超标。那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来了:超标多少?超标的情况有多严重?立刻在网上就产生谣言了,这种谣言常常立刻产生恐慌。想想日本地震,我们开始抢着买盐了,人家日本人没抢盐。这时候就需要有人出来辟谣。一个好的社会,政府当然是一个管道,但是在国内的一些情况下,有时候政府辟谣大家不一定信得过。政府找来一个专家,很可能他讲的是真的,他说盐不缺,没问题,但是大家还是不信。这时社会有民间的可信赖的声音就很重要。类似的情形在台湾也一度出现,台湾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柴松林教授。

柴松林当年是最早开始做环境保护运动和消费者保护运动,是第一个,以他和他身旁一群人的专业知识去抽查食品安全,如果察觉了某种食品不好,一旦公布出去,对厂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公权力,也没什么公信力的,慢慢积累。渐渐大家发觉他讲的就是对,于是他的公信力就越来越高。于是有人去控告柴松林是在造反,台湾那时候,如果扣一个帽子叫做匪谍,就是「潜伏」,是要杀头的。还好蒋经国压下来,说柴松林我认识,没这个问题。

但是后来这些厂商发觉不对,这个人做事很执拗,而且上面挺支持,倒过来的思维就是投资他,他搞一个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我就捐款,给个一百万,给个三百万,以后不看僧面看佛面。没想到他的第一捐款大户犯了事照样公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这群专家在柴松林的带领下,他们的公信力建立了。

而政府也是渐渐认识到他们很有用。一开始的时候,政府完全是GDP思维,代表性人物是孙运璇,也很讨厌柴松林搞环保搞消费者运动,搞得厂商都不想投资,所以孙运璇也不喜欢柴松林。但很难得,孙运璇在快要死时竟然跟柴松林说“你对了,我错了”,这也是一种政治人物的胸襟。政府终于发觉这种人很重要,要不然谣言永远是谣言,没有一个社会没有谣言,美国社会一样谣言很多,但是不一定政府就能够辟谣。

凤凰网:其实知识分子要积累起公信力是很不容易的,您刚刚提到的柴松林是不是因为他的独立性——不管是谁,即便在资金上给予了支持,但如果有问题我照常还是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说话?大陆现在可能进入一个乱象的阶段,还在不断地累积,不断地淘汰,筛选出一些能够让公众信服的知识分子。现在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确实是在降低,按理来说,知识分子通过跟媒体的结合,在公共舆论空间里面往往能够发生作用,但现在大陆的问题是如何寻找一帮技术型、专业型的知识分子来承担这一社会责任?

罗家德:恐怕还是一句话,急不得。可以感受到两个方向的发展是十分正面的。第一个方向的发展,就是我们的学术界,知识分子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专业伦理的尊重,对专业技术的坚持在增强中。当然不否认现在学术腐败的问题,学术乱象的问题还是很多,但是急不得。台湾也是这种情况,像柴松林那样的专业坚持需要具有高度道德勇气,因为整个社会对他的压力很大,甚至有人想置他于死地。但到了90年代以后的台湾,到了2000年以后的台湾,能够做这些事情的人不见得是要有这么强的道德勇气,专业是什么就说什么,己经养出坚持专业的习惯,不会因为今天采访受到暗示,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美国也一样,政府在一定的时候也想影响这些人,通过学校来影响都可能存在,在一个高度专业社会之后,一些基于专业伦理的人就能坚持下来,而且环境比较好,不需要那么强的道德勇气、生死抉择。时间久了,这些能够经常讲真话的人就成为一个社会高度稳定的力量。

然后政府也渐渐懂得如何和他们合作一起解决社会问题,怎么样让信息公开,怎么让这些具有公共知识性的人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参与到很多公听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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