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纯本土”的管理，不管称之为中国式管理，中国化管理还是本土化管理，要不是管理者的经验或体悟，就是一些不是学者的“名嘴”夸夸其谈论语、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易经、甚至红楼梦的管理意涵，当然还有网民也有不少感悟。管理人人在作，谁都有感悟。这些感悟有时也很有用，但都是哲学，不能实证，不能进一步作科学研究，所以不能成为管理学。中国管理学落入这种不能实证，不能建构理论，只能清谈哲学的地步，就不会再有出路。

兴起于美国管理学九十年代，在国内也渐受注意的关系管理学，正是要避免这样的陷阱。本土化的关系管理学也引了中国思想的源头，包括论语的人伦思想，中庸的无为而治，大学的诚正修齐治平。但却可以衔接上学术概念如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以及自组织，进而有了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网理论、复杂理论、网络分析法、动态网模拟模型等等理论与方法，所以可以把中国老祖宗的管理智慧进行实证，变成管理科学。

其实这些西方理论已有不少中国本土的修正。

国内学者及部分国外华人学者已作出一些成果，随意举例，比如西方对社会关系的分类主要仍是格兰诺维特区分的强、弱连带(strong and weak ties;)，但中国心理学者黄光国却将中国人的关系分成交换性关系(或弱连带)、混合性关系(或熟人连带)以及情感性关系(或拟似家人连带)。我在作中国人的交易行为研究时也察觉到中国人对权力十分敏感，所以「权力均等关系」与「权力不等关系」也应该纳入关系分类之中。

在关系如何在经济行为(包括交易行为也就是组织间的行为，以及组织行为也就是组织内的管理)中运作的议题上，西方理论总是强调「公私分明」，韦伯称之为理性化，威廉姆森则以为交易之中只有权力与制度，无私情信任，虽然格兰诺维特提出嵌入理论，强调关系以及关系带来的信任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但此类争议迄无定论。然而对中国人行为的研究，费孝通指出中国人是「差序格局」的，不同的关系会适用不同的行为规范，社会学者陈介玄指出熟人连带更是将情感与利益绑在一起，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ＩＡＣＭＲ）会长陈晓萍也认为衡量中国人的关系品质绝对是「利益」与「情感」要一起计量的。我在中国人的交易行为中也看到，如上所述，制度之外关系绝对扮演关键角色，而关系运作则是一手「权力」，一手「人情」地交互运作。

另外又比如，在企业间关系结构的研究上，无核心、无边界，企业规模都不大的「小企业网络」结构绝对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结构方式(Hamilton 1990; 柯志明 1994)。企业内的员工关系网络上，现有的理论较集中在网络规模、网络密度以及权力集中度这几项结构特征上，但我以为中国企业管理最大的问题却是派系问题，所以派系分析(clique analysis)应该是中国管理最重要的结构分析，其中由领导人自建的「派系」，也就是管理学者戚树诚所谈的「亲信」现象，更是关系着管理成败的关键性结构分析。

这些举例难免挂一漏万，这些发展也才是一个开端，但建基在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网分析方法的坚实基础上，结合本土社会学对关系结构的理解，以及本土心理学对中国人关系运作的分析，我相信可以掌握”guanxi”在管理中的意函，进而提出有价值的中国管理。

关系管理学在中国管理研究中当然也是百家争鸣中的一支，但其五十年发展出来的坚厚学术基础，配合对中国「人情社会」的特殊研究而有的修正，会是一条走的长远，又走上国际的管理思路。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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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设计经济学者曾以下面一个故事强调机制设计可以取代道德或规范。两个兄弟想公平的分一块蛋糕，如何办到？有三个方法，一是找一个第三者，由他分配。二是诉求双方的友爱或道德。三是设计一个机制，一个人分，另一个人先选，所以分的人一定会切到完全公平。第一个办法是我们今天常诉求的方法，凡事找政府来当第三者，但第三者可能拿一方的贿赂，并不一定会公平。第二个要靠个人遵守道德的情操，经济学家总觉得不可靠，所以只要有了好的机制设计，就不再需要前两个方法。

这故事很好，可惜没讲完，因为兄弟两人都是完全地追求自利的经济人，所以说好哥哥切，弟弟选，哥哥一切，一块很大，一块很小，弟弟一看不对，抢了大的就跑，哥哥追上去把弟弟揍了一顿，干脆把大的小的就都拿走了。

经济学家讲道德总是忽略了「经济行动镶嵌在社会环境之中」的道理，经济人类学者伯蓝尼提出的镶嵌理论指出，经济行动是镶嵌在文化环境中的，所以任何机制设计都必须考虑「善良风俗」，一个机制设计如果不为社会规范所接受，就会产生很多猫腻，或则根本不被执行。法律学者伯尔曼指出，西方人之所以有法治精神，是因为有强大的基督教文化作支持，少了基督教的道德观，这些经济机制设计也不会受到大家遵守。所以上述兄弟相争的场景是人类的常态，会遵守一人切一人选机制的才是特例，这个特例能产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济学家所不屑的那些道德。

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镶嵌理论更指出，经济行动是镶嵌在人际关系之中的，所以人际间的经济交换其实还是建基在双方的善意之上，如果一切交易都靠设计好的机制来维持交易秩序，不但不可能作到钜细靡遗地规范，完全公平，而且就算作到了，交易成本大概也高的大家都不想交易了。经济法律学者马考利长期观察美国商业合约后指出，大多数的商业合约都是不完整的，很多商业的纠纷并无法规范到，即使合约是完整的，大多数商业纠纷也是双方秉持善意打一个电话就解决了，事先设计的机制多是备而不用的。连天下第一好讼的美国社会犹切如此，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就更不用说了，当一个纠纷不能善意解决时，大概就意味着双方关系已经破裂了，以后不但不会再有交易，恐怕还会斗个死去活来。

机制设计与社会规范是相互支持的，好的机制可以加强双方的善意，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交易成本降低。其实，即使是强调「熟人社会」道德的中国人也很了解这一点，所以会说「亲兄弟明算帐」或「丑话讲在前面」，事先的机制设计可以补充善意的不足。但它不是用来取代社会规范的。

现在有一些经济学者跨入道德的领域，呼吁以法治取代道德，以机制设计取代隐形的规范，诸不知制度执行必须建立在更高层次的道德观之上，才能发挥功能。一个只是守法的人并不会是一个好公民，在肖军、李丽云夫妇一尸两命，魂断北京的过程中，北京的医院表现的一切都合法，就是不合理，既不符合我们社会规范的期待，也不符合医生专业伦理的期待。它越谨守所有法的分际，准备了一切手续可以保护作为「经济人」的医院本身，却对两条生命见死不救，我们就越觉得这个社会令人寒心。

有的人会说，我们可以让政府设计更多的机制也保护到孕妇李丽云，这不是又要靠“第三方”才能让机制运作起来吗?第三方不又很容易贪污腐敗，受到赂赂而变得不公平吗？

任何机制设计都需要权力去监督其执行，它不可能在社会真空就得到人人遵守。权力可以由上而下，就是第三方。权力也可以由下而上，就是基于一群人的规范而协商出大家都愿遵守的机制，这在西方就是韦伯所说的同意的权力，在中国就是费孝通所说的“礼治秩序”。健康的公民社会不能凡事仰望上面的权力作第三方，必需要有很多人自组织起来设计机制，教化规范，促成某些领域的内在秩序，现代社会中教授社群有学术伦理，医生社群有医事伦理，正是一群“社会人”基于利他精神与社会规范建立起来的自组织。摊有自组织能力的是社会人，不是经济人，是有群性与利他精神的人，如中国古代的士绅或绅商，或现代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与NGO的组织者。

以制度取代社会规范的想法，隐含的意义是否定由下而上的权力，凡事仰赖上层的精英设计机制，再以由上而下的权力贯彻下去。这想法鼓吹多了，正好是我们国家进入公民社会最大的障碍。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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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看到被称为网络上最受欢迎的公共知识分子薛涌教授写的两篇文章--「以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以及「反智主义思潮的崛起」，其中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十分深刻，也对管理学有一些启示。薛涌教授的三个观点十分精辟，大致可归结为：一、成功的社会治理一定是尊重草根社会的智慧，鼓励草根社会自组织以解决自己问题的。二、中国文化的失败在于皇权不断地扩张，把一套层级官僚体制一步步深入草根社会，终于扼杀了中国社会的活力与创意，知识分子在这过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三、儒家学说的精髓正是在于面对着集权、专制的层级体制时，试图恢复小社群的自我组织与自治，可惜不少后世儒家学者「屈学以阿世」，所以越走越远离理想了。

中国社会的活力正是来自于民间自组织，从地方的宗族自治，到经济上的家族企业、商业网络以及商会、商帮，都是明证，中国人散到海外，也往往能在经济领域上有很高的成就，就是建基在亲人、朋友与乡亲自组织起来的经济组织上。知识分子也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主张中庸之道，强调君王善政要「不大声以色」，甚至要「无声无臭」。这样无为而治的主张限制着皇权的扩张，让人民自我组织，自我成长，自我协调，各安其位，生生不息，并相信这些自组织会协调出社会秩序。

可惜中国社会的这个特质在今天管理学界内却不太受到重视，长期以来我就深感我们的主流管理思潮总是一面倒地强调层级制管理，好象只要建立了规章、流程与命令系统，再天天要属下填报表，作检查，就可以作好管理。但常常这样的管理手段得到的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是潜规则盛行。事与愿违地，底层却出现了承包制度，挂靠现象以及网络式的组织结构，这些现象不正好说明了中国人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展现出无穷的活力与创意，层级体制再怎幺压也压不住。其实，对中国人最强的激励措施就是让他（她）有自组织的机会，可以激发其最大的活力。

管理学者不思如何设计合适的制度与自组织共存，以一方面激发中国人的活力与创意，另一方面又使之不致于越轨。相反地，我们的管理者总是害怕「一放就乱」，总想「一乱就收」，宁可要一个死气沉沉的层级体制，也巴不得把所有自组织扼杀掉。结果不是底层偷偷摸摸地搞承包、搞挂靠，以致于更不好监管，就是自组织的动能无处发泄，搞派系、搞抱团，搞得组织内一团大乱。

但是想让底层自组织而不会「一放就乱」却很不容易，一方面要有很好的制度建设，一方面要有很好的文化建设。比如欧莱雅公司就是一个鼓励员工内部创业的企业，但它却有整套征才的标准与流程，先懂得「看人」，然后施以「教化」，建立培训中心，建立导师制，并为员工提供个人化生涯规画，才会「放权」任其自组织。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则要作好关系管理，教育员工一套自我组织的方式，懂得协商寻求共识，能自己协调出秩序，否则自组织之内就可能乱成一团，再不然，几个自组织之间也会相互侵权，相互抢市场，为维护自已团体的利益而伤害其它团体。

中国文化的理想正是费孝通提出的「礼治秩序」的概念，教化的权力是最核心的权力，乡土社会有事情开祠堂，平常没事就要讲学说理，形成一个行为规范。教化首先要说出一套道理为受教者所接受，「理」的背后有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这就是礼的意涵。对于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来说，就是要有自己的一套「企业文化」，大家以「礼」相待，才能和谐相处。「礼乐教化」就好象会议进行时需要的议事规则，使议事井井有序，最后达成共议，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要教化的正是这种「议事规则」，而不是越俎代庖，为会议作出结论。当然，我们也不乏喜欢为草根社会越俎代庖作结论的知识分子，所以被薛教授认为知识精英凌驾在百姓之上。

然而底层自组织绝对不是「反智」的，正是需要足够的智识才能使得草根群众自我组织，协商出秩序，这不是人天生就会的，恰恰需要良好的教化才能取得自组织的能力，我们要鼓励的正是这种草根的“智”，而不是“反智主义”。刚好相反，历史学者余英时指出，正是皇权最喜欢反智主义，最希望看到底层没有智慧，只会盲动，这样才会「一放就乱」，正好找到「一乱就收」的理由。所以懂得运用中国人丰沛的自组织动能的领导，要建立良好的制度与组织文化，「教化」员工如何自组织的智慧。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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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报上有社论评论比尔盖兹宣布退休时，捐出所有家产五百八十亿美金，并作终身志愿者，经营他的「比尔、美琳达盖兹基金会」，下了一个有趣的标题「首富变首善」，俨然比尔盖兹成了慈善精神的代表性人物。

我绝对肯定比尔盖兹的善举，他不但捐了钱，也捐了人，以他的经营才华，他的慈善事业铁定会极有成效，照顾千千万万的弱势者。对国内企业家而言，足为楷模。但是美国这个慈善精神十分发达的社会却对盖兹的善举表现十分平淡，说捐尽家财的富豪很多，只是盖兹刚好特别有钱而己。只有我们这个功利心太强的社会，什么事情都用钱来计算，才会把五百八十亿美金看的如此之重。在西方，慈善精神的代表只会是放弃学者生涯到非洲去行医的史怀哲，或是放弃校长生涯，去过“穷人中的穷人”生活的特瑞莎修女，“首善”怎么数都数不到盖兹。

今天在央视上看到以身体护卫四名学生而牺牲自己的谭千秋老师的一段记述，当他的遗孀张关蓉回到他的湖南老家处理后事时，家乡学子乡亲万人相迎，那一刻，我为湖南人而感到骄傲。作为老师，谭千秋可以要大家跑，之后自己也跑，或要大家蹲下，之后自己也蹲下，这就算是昼到职业责任了。任何职业责任都不会要人选择成仁取义，即使是专业救援队，也要求先保护自己，再拯救别人。但他却“选择”了牺牲自己趴在四个孩子身上，保住了四个孩子的生命。

天崩地彻的那一刹那，其实没什么人能理性地作出“选择”，只有日日时时都在砥礪自己慈善之心的人，此时此刻才能作出如此大爱的行动。慈善不是一时的感动，更不是镁光灯底下的激情，而是时时、日日、年年、默默的不断的善念，平常一言一行的砥礪，“时穷节乃见”时，自然焕发出大爱的光辉。

盖兹从可以任意挥霍的富豪变成没什么钱的普通人，从国际大企业老总变成非营利组织的经理人，其精神当然是伟大的，但却不及谭千秋的舍生取义。盖兹要作终身志愿者，如今开始了第一步，或许有一天也能像谭千秋一样，持久行善至死方休，但毕竟今天只是开始，不像谭千秋己经完成。当然，他一定可以救不止四个人，只是在慈善世界中，功效是次要的，精神才是第一位，就精神而论，盖茲不如譚千秋。

当神州大地慈善精神勃发，七百五十万人次投入了赈灾志愿者大军，尤其是八十后的一代更占了多数，这会是我们摆脱自私、功利道德观，找回理想的一代。如今，成都己经成了志愿者的圣地，常听到有人不无感叹地说，我还没去过成都，也不时听到有人不无「得意」地說，我刚刚从成都回来。为了响应国人的这个渴望，多么希望成都市中心有一个谭千秋的像，展开着他如鹰般的双臂，护卫着四个充满新生希望的生命。这个精神能够感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在我们持续向好的经济与越来越多的富裕人群中，一定可以激发出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与另一个五百八十亿美金的善款，甚至远远更多的善款。

不过我还是想强调，谭千秋精神可以歌颂，可以学习，却不能用社会运动，甚至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搞“人人学习谭千秋”运动，因为那样只会得到人人伪装，虚伪造假，又相互揭发，充满恶毒的社会，不但得不到谭千秋精神，只会越离越远。我们可以用法律强制执行职业责任，可以用舆论监督职业伦理，但要人人舍生取义的道德高调，尤其是强迫别人不问责自己的道德高调，常常是乱世衰音。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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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是我最爱的一本中国历史书，这本书说明了一个不守礼的皇帝如何地失去了知识分子集团以及政治精英的人心，以致于最后政治上「打结」了，任何政令都无法推动，政府变成「停摆」状态。明朝经过张居正的中兴，一度恢复了元气，但经过这一波折，遂逐步走上最后的败亡。黄仁宇在书的副标题上称这一年为「不显着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没有大的天灾人祸，也没有黄巢、安碌山之类的叛变，更没有强大异族的兴起或入侵，太太平平的一年为什幺种下了明朝败亡的因子?

万历帝宠爱郑贵妃与其子朱常洵，所以不想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立幼不立长，破坏了宗法礼数，引起大臣群起反对，说什么也不能同意，万历帝没有坚持，也就顺应了百官要求立了朱常洛为太子，但自此和知识精英反目，消极怠工，不理朝政，不任官，官死不派新任，从此政务没人推动，政府「停摆」几达三十年。

这段历史说明了中国式管理的本质，黄仁宇以其历史大视野挑中这一年说故事，一语道中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段历史给了我们三个启示。

第一个启示是中国不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之说是西方相对于法治社会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不明就理竟然就一片「祟洋」声中接受了。如果中国是人治社会，就不会出现万历十五年的场景，皇帝的命令就不会出不了寝宫。中国『人治』的背后其实是礼在支持着，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守礼，不守礼则「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雠」，这是一个君与臣间社会交换的过程，并非单方面的权威服从而已。如果社会交换过程中一方失礼了，关系就会破裂，结果两方都动辄得咎、动弹不得。所以，中国的威权建立在皇帝与知识精英共治的基础上，日常的管理则建立在精英共识的基础上。之前我谈礼在管理中的功能时，曾以唐太宗议定如何为其父皇修墓为例，说明了重大事情往往并不是皇帝说了就算，还要朝臣廷议，最后大家依礼而行才能取得共识。万历帝就是太想「人治」了，不依礼而行，不取得共识，一意孤行就想下命令，结果却带来了明朝的败亡。英明如唐太宗、康熙帝之流，都知道依礼而行以取得知识精英的合作，形成集体领导的班子才能顺利推行政务，那些一屁股坐上皇帝宝座就乱下命令，「人治」天下的，不是暴君就是昏君，最后都不会有好的下场。西方学界不明就理，认为中国是人治社会，诸不知中国是礼治社会，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来自礼，失礼之人是不能治理国家的。

第二个启示是精英集团必须保持开放社会才能稳定，万历帝看准了草根百姓十年寒窗就为了加入知识精英阶层，进而加入统治集团，所以他「以力相胁」的方法就是不派官，没想到知识精英不买帐，以力相抗，导致「打结」。中国的权力分享不来自一人一票的民主，而来自人人有机会「分一杯羹」，草根社会透过科举考试可以加入知识阶层，被派官的知识精英则透过官场历练可以加入统治集团，万历帝不派官就断了多少人的希望，算是看准了知识精英的软肋。治世的时候，总是皇帝与知识精英集团共治，依礼而行取得共识作出决策，所以这种意义下的「集体领导」自古是中国政府治理的基础，明君之旁总有名臣，唐太宗画二十四名臣于凌阁上，堪为千古佳话。

最后一个启示是在中国社会里，政府可以停摆，但民间不会紊乱，万历之后明朝又延续了五十多年，足见中国草根社会有一股自我组织，自我延续的生命力。走西口的农民可以发展出「通天下」的票号系统，江南的养蚕户可以发展出垄断世界丝织贸易百分之六十的网络式组织，足见中国草根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这种生命力不因政府停摆而使社会轰然一声崩解。只是中国社会一治一乱，乱世往往不会起因于宗教、阶级等等意识型态的对立，却来自于精英共治变成精英共谋的过程。一方面精英集团垄断了当官的机会，使得草根百姓想向上流动加入精英集团难上加难，另一方面精英集团不断土地兼并，使得一般农民想成为富农，让子弟读书加入知识阶层的希望破灭。一旦向上流动的希望，尤其是让子弟读书作官以追求跨代流动的希望破灭，人民只好造反。

这段历史对现代的中国式管理有什幺启示呢?

「基业常青」以及『A到Aplus』的作者柯林斯强调领导者要「阴阳合」，阴阳合的意义并不是阴阳中和、寻求平衡，A⁺企业绝非是有些温馨又有点严厉，有些法治又有些自由空间，领导有些仁德又有点威权，在两个极端间寻求平衡点而已。阴阳合的真实意义在于两个极端同时并存，企业规范至严厉又同时尽仁义，公司文化至严谨又同时极有弹性，企业领导至威权却又至恩慈。人不是上帝，如何可能置两个极端于一身?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晓得管理要靠集体，统治集体之内一方面让不同「极端」的领导者并存，一方面又要有良好的关系保持他们之间的合作与信任，而关系的背后就是一套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礼在运作。

这个现象，管理学者戚树诚称之为「亲信现象」，而「亲信」所形成的领导班子中，董事长扮白脸，就有人扮黑脸，大家长表现出仁德形象，但也会有人严格执法，有人抓流程、抓法规掌握到钜细靡遗的地步，就会有人寻找空间给人自由，让员工有发挥的余地。懂得用集体领导创造出「阴阳合」的管理，有赖于领导班子内的良好关系，可以配合的天衣无缝，这也是中国式管理的智能之一。只是领导间良好的关系最怕演变成精英共谋，领导班子成了封闭的当权派，底层员工向上升迁无门，加入领导班子无望，则人心散去，这正是中国式管理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

本文亦曾刊载于“管理学家”杂志

改寫自作者出版的新书「中国人的管理智慧」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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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aoyun19问我，关于河南中牟县地方政府不诚信，欠了黄克斌的钱，黄却不愿对他的农民工不诚信，花了十一年，用尽了四代人的积蓄来还农民工，有什么想法？其实我在“我对赈灾自组织不悲观”一文中已表达了想法，现在再说清楚一点。我以为黄克斌守诚信的背后是中国人浓郁的人伦观念，那篇博文中我引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关于家庭人伦的。我的一个学生作过在餐厅打工的农民工研究，其中一个案主，一天打两份工，忙的不得了，生活却几近赤贫，所有钱都拿去供给儿子上大学。这是什么样的母爱与自我牺牲？这样的工作精神，正是我们经济腾飞最主要的动力。

第二个是有关朋友之义的。「落叶归根」的故事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朋友间的义与情，到死不渝，正是这个社会一股最安定的力量。

第三个是关于中国人“报”的观念的。肖军与李丽云夫妇魂断北京医院时，有人会骂肖军无知，有人会怪社会太没有互信，但我却在想，肖军签了字，看了病后，没钱，医院又能拿他怎么样？在美国，多的是人会丢下帐单就让社会去负担了，肖军为什么那幺怕欠了人家什么？欠了要还的观念是这么地深入中国人的心。

 黄克斌一家四代都愿意拿钱出来还债，正是人伦道德的光辉表现。按照现代法律，顶多就是黄克斌一家宣布破产就够了，何致于所有家人都拖下去？但中国人的人伦观使黄家四代乐于为黄牺牲。

黄克斌说“乡亲们愿意把钱借给我，外出跟着我，是他们信任我，这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这正是义的道德，别人的义气，我千万不能辜负。

他又说“我还不了多的还少的，就是卖血卖肾都要还。如果有一天我去世了眼睛闭不上，那就是还记挂着这笔账……”。这正是中国人“报”的观念，欠了人的无论如何要还。

与黄的诚信相对应的，则是中牟县地方政府的不诚信，我以为这是典型的权力腐败。“权力引起腐化，绝对权力引起绝对腐化”，古今中外皆然，只是表现方法不同，严重程度有别而已。中国传统伦理中除了亲亲，也就是人伦法则，还重视尊尊，就是尊从顺服上位者，所以腐化问题尤其棘手。这种拖欠“白条”的事又岂止一椿，以权力强行摊派不更常见？最近，假震灾慈善之名，不是很多人又受摊派之苦？

 只是五四以来，我们一味想毁掉中国人的人伦与文化，更糟糕的是，市场大潮中，总有一些学者主张经济人的道德观，认为黄克斌一家的诚信不足取法，因为那是熟人间的诚信，“现代”社会要的是契约的诚信，只要守契约或守法的道德即可，甚至以为，有了法律可以取代伦理，从不问问，谁有权力定法，谁有权力执法，少了“礼”--文化与规范--的约束，权力如何不腐化？更有一些管理学者鼓吹权力从上贯彻到下的层级制，“现代”管理就是流程、命令、规章、制度就够了，对于底层员工的自由与人伦温暖的需要，完全不放在心上。这些都是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枉语。诸不知，只有由上而下的权力在中国会引起多大的腐化？少了草根人民间的人伦规范、礼乐教化，在中国会引起多大的混乱？

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知识份子的职责（不过今天的大学教授角色已经转型，多数教授都只是学者，而不是知识份子。能担当知识份子职责的常常不是教授）。自古以来，中国知识份子之所以受到尊崇，因为他要干一件不容易的差事。对上他要鼓吹恩慈、仁政、德行领导、守礼守法以及尊重底层自由（无为而治），以节制权力，无论它是神授的，世袭的还是民选的，使之不腐化。对下他要教化底层百姓，重人伦、守义气、知图报，使之守礼，才不会一放就乱。在中国，两面都不讨好的知识份子才是真的知识份子。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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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转载自天涯社区

黄克斌被拖欠巨额工程款的事情来源是这样的：1996年11月，经人介绍，黄克斌以中铁建郑州工程公司六公司第二项目部的名义，和河南省中牟县政府设立的郑州国际航空港服务园区开发建设指挥部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包工包料的形式承包了国际航空港服务园区的路政工程，并向指挥部交纳了30万元的保证金后，黄克斌又筹集了157万元垫付工程材料款，随后组织了400多名农民工施工。 　

黄克斌的代理律师称,从法律意义上讲,黄克斌没有必要偿还这些债务,因为黄的行为实际是代表中铁建公司的,应该由该公司承担债务.但黄克斌坚持自己承担。他说，公司是挂靠的，不能让人家承担。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人情社会”、“关系社会”，所以我们的管理中充斥着关系现象，从组织结构的挂靠、承包、外包、财团、商帮等现象，到组织行为的抱团（好的是团队，坏的成派系）、人伦法则与人情交换，到领导统御的亲信、班底、恩慈领导以及以身作则等现象，都是十分特别的管理问题，然而我们的管理学者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以“现代管理”为名必欲灭之而后快。但两千年中国老祖宗累积下来的东西，不但灭不掉，而且越来越多的管理研究指出，这种基于放权、自组织与网络结构的管理模式有着弹性、快速反应以及激励效果特强的好处。一方面，关系网络结成的组织有其效率，在某些产业中最具竞争力，但另一方面，网络治理却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总是面对“一放就乱”的困境，说明管理学者没能好好研究出网络治理之道。

如何利用中国人的这些特质作好管理？作到“一放就活，活而不乱”。这些都是中国管理学者该去面对的问题，而不是引了西方一套一套的理论强加在我们身上，却对这些重大的管理现象视而不见。

另一个极端则是完全从中国本土出发，谈论语、易经、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完全无法与西方的理论与实证方法相结合，这样只会是哲学，甚至成了玄学，不会成为管理科学。

关系管理学始肇于一九九八年，Ghoshal引了社会学的社会资本概念进入管理学后，这类研究大为盛行，在美国顶级管理期刊上就出了近三百篇的论文，让我们找到了研究中国管理问题的良好锁匙。这类研究在管理学中，我称之为关系管理学。

关系管理这个名词最直接地出现在营销领域，顾客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已经成为当今显学，因为一对一顾客关系管理在各行各业都发展成为重要的服务，比如金融业的贵宾理财，以及很多企业对企业服务的总体解决方案(total solution)。在其它领域则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在会计学里的无形资产或智能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中则指涉一种可以由企业外透过策略结盟或授权取得知识的管道为关系资本(Relational Capital)。另外，在许多组织行为学(Organizational Behavior)的文献中，则经常伴随着信任关系，合作行为以及公民行为等等研究议题出现，因为免不了地，这些议题会以员工间的关系以及关系网络的结构作为解释变量。另外在组织理论(Organization Theory)或战略管理里，则企业间关系、企业网络、网络式组织或网络结构成了这类研究的关键词。进一步地，社会关系、关系网络及网络结构相关的解释变量以及互信、合作行为被归在一个概念之下—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成为最常在美国管理学界指涉关系管理的名词，又被分为内部社会资本(Internal Social Capital)及外部社会资本(External Social Capital)。内部社会资本是团队管理、知识管理、项目管理以及公民行为等等议题的研究焦点。外部社会资本则是研究外包管理、策略结盟以及企业成长与企业存活率中常用到的概念。

尽管各式各样的名词不尽统一，但这类的研究却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其目的都在于将某种关系管理好—如顾客关系、员工关系、劳资关系、外包商关系、战略结盟关系以及公共关系等等，以利于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其二是，它们都有共同的研究理论基础，就是晚近产生自社会学的社会网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

社会网络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分析两件事，一是关系，二是关系网络的结构。

就个人层次的研究而言，一个人通过那些关系而能获得什幺样的资源?以及在这个资源网络中占据了什幺样的结构位置，会因其社会网络而得利?同时，又会受到这些关系以及结构位置什幺样的限制?这些正是社会网络理论所关心的议题。

就团体及企业层次的研究而言，一个企业的成员在那一种资源交换网络中呈现出什幺样的网络结构型态，会有利于产生某一项合作行为并使整个组织因此得利?以及企业内互信关系与普遍性信任如何建立与维持，而使内部有更多的合作、分享及公民行为?这些也是社会网络研究的主题。

就产业网络的层次而言，一个企业的外部资源管道如何获得与维持?一个企业的自我中心网络如何建立?一个产业网络的结构如何，以及一家企业在此一网络中的结构位置在那里，会如何影响该企业的生存、发展、获利、股东价值及组织变革?更是社会网络意欲分析的对象。

不论是那一个层次的研究，简单的说，关系与关系网络结构如何带来特定资源或引发特定行动，就是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重心。

社会网研究虽然出自于社会学界，但却在发展三十年后进入管理学界，并大盛于上世纪九零年代后期以后，2002年美国管理学年会甚至以「精建网络」(Building Effective Networks)为主题，足见西方管理学界对其的重视。以上讨论的议题，西方理论已多多少少有所着墨，并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在此不能列举。我们一方面应该学习这些已有理论以及西方管理学的一套分析与实证的方法，用以分析我们这个「人情」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式」企业如何管理，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检讨这些既有的社会网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上有那些不足?一味地照抄或一味的强调「本土」都是无益的态度。

可惜现在国人对中国管理了解甚少，在「管理学家」去年八月号的一个讨论中，甚至将之简化成曾仕强教授的管理哲学。其实，中国管理已经成为西方管理研究中新兴的重要成分，曾仕强教授的理论有趣也有野心，试图以中国思想体系，尤其是易经的思想体系，重建一个完整的中国管理的解释架构，只能算是百家争鸣中的一支，它作为一个解释架构仍显不足，更枉论由解释架构而产生科学理论，由科学理论而产生实证模型，进而发展出分析方法，最后能得到实证研究，并从实证中得知理论的价值。少了这些，中国管理只能是哲学思维，而不会是管理科学。

关系管理学正是让中国本土管理学走出哲学困境的重要一步。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如欲讨论相关议题，请上本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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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完潘石屹的「我用一生去寻找」，第一感觉是他真「敢」，敢大声的说出自己的管理哲学，不管「现代」管理教科书的那一套，甚至说这十几年来不读管理，只读文史哲来修炼自身。

太多的管理者都要表现出重视管理的样子，所以去修EMBA，读一堆管理名著，搬回一套又一套的管理技术，却不管是不是真的会用。而潘石屹回到了管理的最本源--作生意就是作人，思考着人生，把人生感悟当作管理，还征求谁能为这样的感悟提出更多的答案，不必「假装」学了一堆管理，很会管理的样子。

我以为潘石屹的人生哲学或他的管理哲学可归为四项：

一、          无为而治的管理，所以需要信任别人的修炼，不膨涨自我的修炼。潘石屹在看到文景之治崇尚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的思想下，民间欣欣向荣，从刘邦时找四匹毛色一样的马都找不到的民穷国困，才四十年，到刘彻时就能动辄出动骑兵十多万扫荡匈奴，他领悟了无为而治的威力。要想作到无为，所以潘石屹说他的『简单的成功法则』中第一大修炼就是具备信任他人的品质，并指出不能太坚持自我，年轻时要放弃自我，年老时要懂得超脱，这样人才洒脱，才敢放。放开双手才能拥抱世界，握紧拳头只会制造冲突。这不正是中庸之道的思维，要求为政者「不大声以色」，甚至「无声无臭」，隐慝了自我，才能给别人发挥的机会。

二、          以磋商取代命令的沟通方式，所以需要诚实的修炼。潘石屹认为生活始于磋商，个人的生存有赖于整个人群成为生命共同体，所以要相信他人不是地狱，而是你的福祉，磋商寻求共识，才能互利双赢。坚持一己之见，作为领导就只会以权力压人，作为社会一员就会以权术谋人，都会制造冲突。所以他的成功法则另一项修炼就是透明，要诚实，而且要有仁慈的口，才能作好磋商。这又是中庸之道的思维，中庸有云修身之本在于诚，所以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以诚为始，可以化民，天下皆守礼而不乱，无为而治，百姓却生生不息，万物并育。

三、          愿景与文化先于流程与规章，所以需要执着理想与风格的修炼。潘石屹指出一个无为而治任员工发挥的公司要求其实非常高，要求员工有创造性及自律性，这有赖公司有一个主题鲜明又细节丰富的企业文化，可以激发员工在精神上不断追求。他更直指SOHO中国有自己的风格，所以可以吸引相同风格的买房者在一起，大家满意度反而很高。这正是大学之道的哲学，其中三纲之道在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不正是自律、创新、进而追求完美的精神。对于领导人，其中治理之道在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换言之，领导者诚意、正心、修身，才能坚持初衷，坚持理想，以理念聚得志同道合之人，成为一个公司的愿景与持之久远的风格，这才是企业基业长青之道。

四、          小企业与平台，取代对大而强的追求，所以需要分享的修炼。潘石屹在「小的是美好的」一章中感悟到小的力量，一群小企业结成的网络可以力量极大，却极有弹性，反应与改变很快，更适合全球化与网络经济时代。大的公司不是因为消灭小公司形成垄断力量而变大，而是服务小公司，让小公司发挥战力而变大。它们要不就是平台，如马云生态圈的战略布局，要不就是一个公司网络中的汇集点(hub)，因组织小公司一起作事而变大。因此潘石屹鼓吹每一个人都怀有你的机会，要作好分享的修炼。本土心理学者翟学伟强调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相处之道，一是人伦的规范，一是分享的精神，晋商强调「不作霸盘」，不正好是这种大家有生路，大家能分享的思维吗?

在国内，一谈中国式管理往往就是权谋、三十六计、孙子兵法，一谈现代管理学就是层级、流程、规章、控制，潘石屹的管理思维无疑是空谷足音，回归到了管理就是管人，管人就要管心的道理。而这一切来自于个人的修身—信任别人的修炼，诚的修炼，简单的修炼，执着理想的修炼，懂得分享的修炼。潘石屹以这样的管理获致成功，无疑地为最素朴的中国的管理思想作了很好的注脚。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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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顺手拿了一份报纸，想看看四川灾区的消息，但是满版满版的都是奥运的消息。最后只在一个版面中找到三则短短的灾区信息，加起来不到一个版面的六分之一。

这让我想到上周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句“口号”--藉着奥运疗伤止痛，我当下的感觉却是另一句潜台词--趁着奥运让我们忘掉灾区。短短一周后，这已不是口号，而逐渐变为现实。 

我上传了一张照片在我的“相册”中，照片中是都江堰市龙池镇的一个好可爱孩子，他从志愿者办的「夏令营」中快乐的回到身后的家，但那已是废墟一片。他现在看到「外人」就都认为是好人，特别的友善而讨人怜爱。他父亲经营农家乐，过去每天要看好多游客，但现在废墟中一个游客都没有了，见到外人就感激的不得了，热情的不得了，一直说谢谢。看到孩子的天真与父亲的感激之情，我如何告诉他们，现在社会上已经在「借着奥运疗伤止痛」呢？

震灾灾民在漫漫重建的长夜里，要的不是捐款，而是爱心，怕的不是没有物资，而是社会的遗忘。一年多后，他们还会期待时不时地有人去看看他们，那怕只是说一句话。但是我们还会记得他们吗？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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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评论范老师临难“逃跑”的事情，他的人格如何我不知道，他可能是亲切善教的好老师，也可能不是，可能是特立独行的人，也可能不是。他想当“思想”上的烈士，所以讲了很多理论，我没读过，不予置评。

我只表达对一个教师该不该在危难中先照顾他的学生的看法，我以为应该，所以舆论的批评是合理的（当然，谩骂、造谣与揣測动机以进行人格谋杀是不被接受的，这是沟通伦理的道德底线）。套用郎咸平教授的用语，这是“信托责任”，不是雷锋精神。当班上学生都是未成年人时，老师就受到家长的信托，要为学生的行为负责，在学生不知道如何行为时，老师就跑了，是失了职。

这道德在企业可以称为信托责任，在个人就是职业伦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作不到就应该接受公评。我们对很多国营企业老总拿高薪不以为然，是应该的，因为这些企业的高利润可能来自垄断利益，不来自信托责任上表现优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一些表现不一定好的企业，却董事长为CEO加薪，CEO为董事长加“车马费”，一样引起舆论指责。同样的，教授的职业伦理是作好学问，把新知教给学生，所以不好好作学问，不好好教书的，就该受到公评。医生的职业伦理是救死扶伤，所以在肖军与李丽云夫妇一尸两命的事件中，北京的医院表现的一切合法，却让人心寒，因为它见死不救。

社会总有一种言论，认为既然这些行为可以公评，为什么不立个法禁止就好了，还要什么职业伦理或信托责任呢?舆论也不必指责，只要检举就好了。但在市场经济中，我们能全国统一规定各级经理的薪水吗?我们能定义清楚“见死不救”吗?规定太细了，人的行为就没有自由度了，而且执法成本高的惊人。法律只能对清楚可定义的行为进行可执行的监管，对内心的，不好监控的，它就无能为力。

东汉末年，董卓任命的司隶校尉(相当于首都卫戌总司令)刘嚣有感于社会道德沦丧，教化不行，调查官员平民中凡儿女不孝敬父母的，臣属不忠心长官的，弟妹冒犯兄长的，一律诛杀，财产没收，结果引起广大骚动，很多人乘机陷害，相互诬告，冤狱满城，长安成了恐怖世界，路上熟人相遇只敢互望一眼，也不敢交谈一句。孝悌忠信是中国社会「礼」的根源，但却不可能以法推行，一定要把不忠不孝之人绳之以法的话，只会带来人民相互谄害，相互告发，结果是大家相互猜疑，社会信任全失。

法所不能监督的地方，有一部分就是舆论监督的空间。

但是舆论监督不能泛道德化，要求每个人作雷锋，雷锋精神不可能用“逼”的，或用权力压下去而得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只能让人“虽不能致，心向往之”。这种精神是一个文明的标记，特瑞莎修女所体现的慈善精神，雷锋所体现的集体主义精神，乃至于中国人所崇敬的关公的忠义精神，都是一个文明的标记，成为人们学习的对向。崇高的精神不但“逼”不出来，而且“逼迫”中只有互相揭发，互相攻讦，反而整个社会离这美好精神越来越远。

信托责任、雷锋精神都是道德，只是一个是低标，一个是高标，但都不可能用法律去强制执行，前者可以用舆论监督而得到，后者却不能。

今天很多辩论无法区隔这样的“高标”与“低标”，泛道德化地要每个人成圣成贤。一方面有人不近人情地任意指责，一方面又有人呼吁宽容，要解除所有的舆论监督，都落入了误区。最近一期南方周末中，杨支柱专栏的“我们需要怎样的宽容”，就对这问题阐释的非常好。

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一样不可取，认为只要有法律就够了。中国老祖宗的智慧是“徒法不足以自行”，这在西方也是一样。所以有人以为有法律就可以了，什么崇高精神与职业伦理，都可以用法律取代，我怕这样得到的会是相互诬告，相互揭发的社会。

最后我想为中小学老师讲一句话，我们可以把那么重的信托责任加给他们，并用舆论监督他们，但我们给了教师公平的回报吗?教师的收入那么低，而我们社会又总以钱来衡量事情，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高。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崇拜给予了教师应有的尊荣，使他们值得承担这么重的职业责任。但是今天的拜金社会中，他们值吗?我看到北川中学的一位老师挖掘拯救了许多学生，却至今女儿与妻子的尸体都见不到，我为之动容，他却那么平淡。但当他谈到教师这份职业时，却说，太重了，太重了，不知道走不走的下去。我们的社会对他们公平吗?

在网上读到一篇郎咸平写的“由赈灾引发的历史文化反思”，大意可以看出郎教授在思考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家这么没有社会责任感?并且引了马云企业不用作慈善的话以为佐证。但他也反问网友，当你挥着道德之剑砍人时，你会作的更好吗?由此他得出结论，这问题出在我们的文化之中，因此话锋一转开始讨论西方为什么会有社会责任的概念，其来自于教会的信托责任，中世纪之前专业经理人是害怕神的惩罚所以会负起责任，现在则是因为害怕法律的惩罚所以会负起责任。

郎文的第一个问题出在他把企业社会责任驾接在信托责任之上，而社会上所呼吁的其实是一种慈善精神，这一点郎教授在引马云的话时也隐隐然知道。王石与马云都为他们的股东赚了很多钱，他们受股东信托，在信托责任上表现优异，为什么社会舆论却一片指责呢?因为我们期待的是一种慈善精神。

第二个问题在该文表现出经济人的思维，理性的经济人在“算计”过不守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与收益之后，因为“害怕”惩罚—就是收益不抵成本，所以会负起责任。经济学家看信任建立、规范产生与犯罪问题都是这套成本收益分析，但恰恰好就是这种经济人道德观的思维毁了我们的慈善精神。

慈善最重要的是精神，中国人的老话就是「为善不欲人知」的精神。最好的慈善，捐的是“精神”，一个特瑞莎修女，史怀哲医生或证严法师就可以唤醒多少人的慈善精神?创造多大的慈善事业?因而向多少受苦受难的人传递了温暖?次焉者捐的是“人”，因为人才是慈善精神的载体，一位身体力行日日行善的人，可以感动周围很多人，而把慈善的种子传递出去。最末位才是捐钱，钱出去，雇了人去作善事，可以有实效，却无法再创造更多的慈善精神。

慈善精神的一个特质是利他的，不算计地利他，所以轻视功利主义，也就是不要算计，不要私利，没有监督没有惩罚之下也会表现出利他的行为。

特瑞莎修女一次去纽约主持仁爱修会联合会的会议，好拟定“公关”计划, 据称可以募得五亿美金，但她忽然取消了会议，因为她感觉到仁爱修会越来越以募款多少，作了几件事在衡量自己，那个慈善精神正在让位给功利主义。

特瑞莎修女每天早祷中只是站在最后排的角落里，早祷后会有一段时间会客，却没有会客室，只好站在廊外接受大家祝福，有人捐个几十万美金，得到一声祝福，捐一只鸡的，也是一声祝福。所以特瑞莎修女可以感动全世界近万名修女修士跟着她过“穷人中的穷人”生活。精神的传递与传承才能创造伟大的慈善事业。

慈善精神另一个特质是，施救的与被救的是完全平等的，善行为的不是救别人，而是救自己。所以只有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不完美的，没资格站在道德高度上谴责别人时，才能成全慈善精神，否则行善就成了高高在上地对下施舍，得到实惠却受辱的人可能会“不食嗟来食”。人都会用别人的鲜血来证明我比较慈善，我比较效忠，我比较爱国。但一旦找到一个理由站在道德高度上谴责别人时，慈善精神就已远离我们而去了。慈善只有用自己的鲜血去证明时，才是真的。

所以具有慈善精神的人是利他主义的，是依循社会美德而行，从不算计的，是活在人际关系的和谐之中，而不是活在“害怕”里的，是一个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特瑞莎修女每天祷告但求与神亲近以完善自己，而不是怕神惩罚，更不是怕法律惩罚。她的生命被称为“一条简单的路”，她说不出什么人生大道理，只是“思想简单”地跟着基督精神走，什么都不算计。正是这种社会人的道德观发挥到了极致，产生了影响千万之众的慈善精神，这精神影响到了企业家，才有了我們今天所呼吁的企业社会责任。

西方有基督教的慈善精神，中国也有自己的慈善精神，就是孔子的“仁”，与孟子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可惜五四以来，我们只想把中国文化全丢到坑厕中，包括中国人的慈善精神，偏偏我们又无法一夜之间就学会西方的基督教精神，所以才活在进退维谷中。更糟糕是市场经济大潮里，总有人教我们“现代”的道德观就是利己的，算计的，理性的，只要守法、守契约就行了。

这种算计的思维正是慈善精神最大的敌人。我们的企业家固然因为算计太多而被指责，但看看网民指责的却是“一次”性捐“钱”的多寡，拿钱来衡量慈善，还充满功利思想地“称赞”捐款大户作了多好的公关，可以卖多少的产品。更不断地揣测这个人作善事有什么目的，那个人捐了钱会有什么战略。这不正是一模一样的功利主义吗?不正是这些年来经济人的思想带来的恶果吗?

中国文化中是有慈善精神的，我们需要好好发掘它，而不是去破坏它，西方的基督教精神也是慈善的泉源，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请郎教授不要再以经济人的思维去破坏它，害怕法律制裁是「怕」不出慈善精神的，也得不到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只是“经济人”的企业不会是好企业，这论题并不是在说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而是这样的企业内部管理并不好。

现在社会上常流行一种思维，现代经济社会要的是一种「现代」的道德观，以取代「传统」的熟人社会道德观。新道德观是市场的，或契约的道德观，是一种经济人的道德观，强调人是自利的，人要遵守的只是契约精神，对契约诚信即可。

可是这样的道德观一点也不是现代的，甚至是违反现代管理原则的。

经济人预设了人是自利的，理性算计的，人与人交往时是双方算计清楚后签下契约，对契约守信，遵重的是市场交易原则。而与经济人预设相反的是社会人的预设，社会人是利他的，是服从社会规范而放弃个人算计的，与人交往时重视一个隐形而长期的契约，遵重的是人际关系规范。社会人在中国的表现就是以人伦规范待人。

组织理论学者史考特指出，基于经济人预设建立的管理理论是理性系统，基于社会人预设建立的是自然系统。理性系统与自然系统对社会系统本质有不同的认识。说理性系统采用的是结构机械模型，那么，自然系统采用的是有机模型。理性系统是设计出来的，而自然系统是演进出来的；前者是有意识地设计，后者是顺其自然地发展；理性系统以算计为特征，而自然系统则以文化规范为特征。两种视角有着相当长的政治和社会思想渊源。将组织视为理性系统的像霍布斯、列宁与圣西蒙，他们是理性系统管理学者泰勒、韦伯与法约尔的先辈。将组织视为人的自然结合、文化规范性的、有机的系统可以追溯到卢梭、马克斯以及迪克海姆，他们是自然系统管理学者梅耶、巴纳德与塞茨尼克的的思想先驱。

理性系统管理强调的是权力由上而下，人性是理性的、经济性的，所以组织可以规划，工作可以设计，这样的组织结构主要是层级制，组织内的员工只为了填入工作流程的职位，可以依照组织章程与命令而工作，也可以用考评、奖惩与物质激励赋予工作动机，决策则是高层经理依组织目标理性选择而作出。刚好相反地，自然系统强调权力是由下而上的，所以没有基层员工的同意，组织不可能运作，而人性有其非理性与社会性的一面，需要归属感、认同感与人际和谐的激励，组织因此很难由上而下设计，人们总是自组织成工作团队，因此组织结构是网络式的，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团队内与团队间都需要人际沟通与协商才能协作，要想管理这样的组织需要的是领导、愿景与组织文化使员工心悦诚服，决策则是因共识而产生。

这样的管理理论二元对立也反应在现代管理实务上，理性系统与自然系统的主张交互出现，葛海特等人发觉，随着时代移转，强调组织的理性系统亦或是自然系统的想法会相间流行，而且经济向好时，理性系统抬头，经济转坏时，则自然系统回潮。从20世纪初，先是韦伯的层级制与泰勒的科学管理当道——制度与流程的天下；30年代后，强调人性与文化的人群关系学派以及巴纳德的理论又带动领导理论与人本管理流行开来。二次大战后，工业工程、作业研究创造了通用汽车的神话，流程、效率、数字化管理再次抬头。70年代后，组织行为研究又带来了人力资源管理与治理问题的大行其道，信任与治理开始受人重视，80年代，企业文化再度成为显学，企业愿景、第五项修炼等大行其道。90年代后趁着电子商务的崛起，汉默的企业流程再造重新当道，强调流程、信息化的声音转强，当下，网络式组织与社会资本等的概念与议题逐渐重要起来，让人们看到组织内有非正式结构及自组织现象。

人性的本质既有经济人也有社会人的成份。组织管理上，理性经济人强调工作是一种合约，雇主提供员工认可的契约，员工即接受由上而下的权力，从事设计好的工作，并且服从必要的控制。但不幸的，一套理性系统的制度设计却被现代的管理实务证明是不可行的，毕竟人不是螺丝钉，无法在一套法规与流程下就齐一行动，所以，现代管理实践中不断地有人本管理的思潮加以修正。从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到柯林斯「基业长青」中的第五代领导人，不是说明了现代企业一样需要人格的修炼吗?同样的，管理模式也无好坏之别，只有适合不适合，一般说来，层级形式的组织适合理性管理系统，网络式的组织则适合人本管理系统。在现在知识经济、服务经济的时代里，正好需要的是人本管理思潮，而人本管理要求领导要是一个社会人，同时也要培育员工成为社会人。

太多的管理学者们总是喜欢在西方管理的技术层面打转，流程、规章、组织结构、报表，但这些背后却有西方基督教文化带来的法治精神，除此之外利他的宗教情怀，遵守规范的职业道德与专业伦理更是西方企业中社会人的表现。然而我们却对这些视而不见，所以总以为经济人的道德观就足以撑起现代企业，支起现代社会。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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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希望我提出更具体的个案，来说明震灾区自组织在重建过程中能扮演的角色。在即将到来的重建期中，下面是几个经验可以分享。

一、重建第一阶段是恢复期。尽可能原地重建，除非有极大的后续灾害的威胁，否则一群人回到自己的家乡重建，避免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瓦解，灾民间还能有些生活上互相照顾，心理上相互扶持的伙伴。大灾后最常发的是忧郁症，一段时间后自杀率会提高很多，所以原来的社会网至关重要。此时，政府或慈善机构进入重建区建周转房，在台湾，慈济功德会这个工作就作的很好，不断的组织志愿者去建房，将灾民从帐篷中转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家。

二、此时，志愿者可以帮忙灾民自组织起来，成立社区协会，并让灾民提供各式各样如何重建家园的想法。灾民如果只是等着政府安排，没事可作，反而想东想西会想不开。社区协会的另一个功能是让心理专家更容易地进行灾后心理干预，组织原来就相识的灾民相互分享受创的经过，相互安慰，在受有专业训练的志愿者帮助下，较易获得心理支持。

三、第二阶段是才是重建期，此时善款变得十分重要，企业或社会团体可以认养灾区重建，让懂社区规划及建筑的志愿者参予社区协会的规划，提供专业意见，并导引灾民对未来的社区提出想法，获得共识。专家们需要将文化建设、经济建设、住房建设提出统一的规划。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后有一个十分成功的重建个案，就是邵族安置社区的重建。经过重建，地方经济转型成观光事业，两岸开放观光后，大家可以去日月潭时看看邵族重建的成果，那里己成观光景点，人民生活改善不少。

四、重建时期的经济生活可以由以工代赈的方式支持，让灾民们自建自家以及社区公共建筑。认养企业提供材料并发薪水，因为重建规划经过大家的讨论，大家共建自己的家园，所以积极性很高，而且自信心恢复的非常快。懂社区规划及建筑的志愿者需长期指导灾民相关的专业知识。为了以后的地方经济发展，企业可以建一个工厂作为外包厂，或农业企业可以在当地发展较高级的农业，但前题是企业是企业，一定要评估过不会亏本才能投入，否则一旦只为了一时行善跑进去，撑不住倒了，会对灾民形成二次伤害。

五、志愿者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地方文化建设，建立当地的文史工作室，整理当地风土民情，可以激发社区的认同感，成功的重建不但使灾民挥别忧伤，而且获得更强的自信。文史工作室还可以作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不断的对外报导灾区的故事，让社会不忘掉灾区。一段时间后，当政府监管越来越放松，善款会越来越难募，志愿者越来越少，有一些灾区甚至四五年重建不完，灾民住在周转房中那么久，苦不堪言，所以不断地报导才能让社会不断受到感动。

我要说明的是邵族重建过程不是我本人的经验，我有一些经验，只是十分失败，所以有很多感触，尤其是对没有持续性与社会的健忘感触甚深。任何专职的NGO主持者都比我有资格对志愿者发出招唤，我的经验也未必能套在现在的事情上，所以想要多了解民间自组织在重建中的功能的网友，可以上网看邵族安置社区的资料。我只是有一点灾后重建的心得，希望能使多几个人了解志愿者对灾区的重要性。

现在社会上常流行一种思维，现代经济社会要的是一种「现代」的道德观，以取代「传统」的熟人社会道德观。新道德观是市场的，或契约的道德观，是一种经济人的道德观，强调人是自利的，人要遵守的是契约精神，守法、守契约即可。

每当有人谈到中国人的人本管理的传统思想时，这套经济人的道德观就以「现代」为名展开批判。一篇中国经济网上的「中国人的管理逻辑」就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观点。简单地总结其中几个重点，一、中国人的以义制利只是熟人社会的诚信，现代企业需要的是契约的诚信。二、个人网络的成功与组织的成功是不一样的，现代需要伟大的商业组织。三、好的中国领导是内圣外王式的制度设计，而现代的企业组织则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降低人的重要性。四、个人事业的基业长青，不等同于组织的基业长青。

社会人的道德观正好与经济人不同，相对于自利的，它是利他的，相对于理性算计的，它是主动遵守社会规范的，相对于契约的遵守，它是对人际关系长期隐形契约的遵守，相对于经济性的动机，它更在乎情感性的回馈。其实，西方组织也不是在社会人道德观的真空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守法精神、专业伦理与组织公民行为都来自于基督教文化。同样的，中国的儒家传统也建立在人伦精神之上，所以中国传统的组织管理总保有着人情、义气、家的归属感等等人本精神的因子。

社会人精神的极致是轻视功利主义的。德蕾莎修女一次被要求去纽约作“公关”, 据称可以募得五亿美金，但她忽然取消了，因为她感觉到仁爱修会越来越以募款多少，作了几件事在衡量自己，那个慈善精神正在让位给功利主义。社会人更在乎的是那个人本精神。

德蕾莎修女每天早上早祷后会接受别人的感恩捐赠，捐个几千万美金的，是一声祝福一个吻，捐一只鸡的，也是一声祝福一个吻。所以仁爱修会可以感动全世界数万修女修士跟着她过“穷人中的穷人”生活。社会人相信的是，精神的传递与传承才能创造伟大的组织。

这一次大灾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深层的那种人本精神的崛起，正是中国传统最擅长的自组织可以再次发展，未来的公民社会可以建立的确据。

社会人固然在乎情感性的回馈，但不是不理性的，只是不会在乎短期利益的算计。最近网上有一种言论，大灾当前还能保持理性的人，就是太「冷血」。还好，温总理能在大灾发生的一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一连串组织工作与政府工作流程，坐上了赶往灾区的车子，而不是伤恸哭倒，或充满义愤地坐在那里大骂豆腐渣工程，否则不知道有多少救过来的人现在还埋在瓦砾堆中。

大灾过后，社会人的意识空前崛起，以经济人道德观取代中国人伦精神的言论该要好好地被检讨了。

好些网友表达他们的无奈，认为公民社会、自组织陈义太高，在今天的环境现实中并不可行。我则一点不悲观，因为在赈灾中我看到了自组织最重要的成份—利他精神。

一个女老师死时，身体是向下趴着，双手张开，保护着学生，照片传到日本，让日本人都感动不己。

一个男老师死了，保护着四个学生获得了新生。照片传来，是他的妻子在擦拭着尸体，喃喃地说，昨天还好好的，现在为什么那么硬呢。

一个老师顶着变了形的门，让三十三个学生逃生，自己却牺牲了。

这真是人性的光辉，比起克拉玛依大火时，老师只知道保护领导逃离火场，却让大量的小孩丧身火窟，难怪这么多人会大呼，这是人性的觉醒。

一个战士在大余震中被同袍拉离了危危欲堕的残楼，却跪下来求说，让我回去，我还能再救一个。

一个母亲自己锯下自已的腿而被救出来，大家问她这种剧痛她如何能够忍受，而支持她的动力是，为保护她而死的丈夫要她出去后好好教育小孩，教他好好作人，作一个有用的人。

….

太多的故事，有志士仁人的舍身为义，也有熟人间的人伦光辉，绝对不是尊守契约道德或市场道德的经济人所能作出来的，正是有了这些「熟人社会」的伦理规范，有了遵守规范、利他精神的社会人，使我们的社会变得可爱。

中国是礼治社会，所以人伦规范的教化下，民族性中有一种深沉、温柔、质朴又坚忍的特质，在官场文化的侵蚀与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之后，依旧处处可见，而且常常深藏在底层民间。

我的一个学生作过在餐厅打工的农民工研究，自此对餐厅服务员十分尊敬。她们如何能在每天看着别人一掷几百上千吃一餐饭的环境中，每个月拿那一点点钱，却不抢不偷，谨守工作本份？其中一个案主，一天打两份工，忙的不得了，生活却几近赤贫，所有钱都拿去供给儿子上大学。这是什么样的母爱与自我牺牲？这样的工作精神，正是我们经济腾飞最主要的动力。

「落叶归根」的故事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朋友间的义与情，到死不渝，正是这个社会一股最安定的力量。

看到肖军与李丽云夫妇魂断北京医院时，有人会骂肖军无知，有人会怪社会太没有互信，但我却在想，肖军签了字，看了病后，没钱，医院又能拿他怎么样？在美国，多的是人会丢下帐单就让社会去负担了，肖军为什么那么怕欠了人家什么？欠了要还的观念是这么地深入中国人的心。

中国文化中有一些人伦的，质朴敦厚的因子，这些人大概不太懂市场的道德观或全球化的普世价值，但却成为我们经济崛起的动能，也是社会上充满温暖的原因。这份文化自觉正在迅速的成长。大家不觉得这次受灾从政府到民间都很不一样了吗?自发往灾区的人塞爆了交通，信息批露的速度前所未有，政府在第一时间倾注了史无前例的救灾兵力，同时也欢迎民间的参予，于是一支组织好的六百人义工队伍己经开入了灾区。

网络理论指出，凡是具有网络结构特质的系统，向上成长时都有「网络效应」，也就是慢慢成长到一个「转折点」，然后『起飞』，飞速成长。同样的，向下沉沦也一样，有「系统崩解效应」，衰败慢慢滋生，系统却运作正常，直到一个「转折点」，轰然倒塌。人类社会都有网络特质，而中国社会更是「关系社会」、「人情社会」，所以这种效应一定特别明显，我觉得这次震灾正是自组织的一个「转折点」。

当然，很多人表达对中国企业的不信任，认为这只是另一个作秀的机会，其实起始动机又怎样?作秀久了，就会是真的。只怕我们健忘，让他们在记者拍完照后，就拍拍屁股走人，放着他们的赈灾自组织不死不活。最后，有网友「无奈」地说，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是的，自组织正是每一个人正面、向上的参予才能成就的。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如欲讨论相关议题，请上本人博客

http://jarderluo.blog.163.com/blog/

引了王石的一句语引来很多非议，在群情激动中这是难免的。但是我期待这个群情激动能持续很久很久，持续关注在灾区重建，而且把所有悲愤都变成了作义工的行动。

一小段时间后，灾区重建就要开始了，这时政府与民间自组织要同时发挥作用，才能成功地作好重建。政府的力量大，但多半会集中在物质方面的，包括提供生活费，分发重建费用等等，也多半会集中在公用事业方面的，如造桥补路，通水通电，重建学校以及重建很多公共大楼。但政府是一个从上到下的科层结构，依规章与流程办事，所以很多细节的，需要弹性的，一对一特别照顾的以及精神层面的，就不是这样的组织所长，这有赖民间自组织加以补充。当地灾民的自组织当然是重要的一块，但他们的力量有限，专业能力也有限，所以更多其它慈善团体及企业的持续投入变得十分重要。

这一期南方周末秋风写了一篇「宗教可发挥更大的救灾作用」，雨山写了一篇「赈灾何妨更多民间参予」，都十分精譬，说明了持续的义工投入，对灾后重建中灾民的心理健康，自建住屋，如何作社区的重新规划以及孤儿、独居老人的照顾可以发挥极大的功能。企业作为较有资源又较有组织能力的民间团体，此时正是它们的第二个战场，认养一些社区重建，认养一些孤老照顾，出钱出人，也出面组织义工，把重建工作作起来。第一阶段企业除了捐钱，能作的事较有限，第二阶段才该是它们真正的战场。

我们的媒体应该持续报导这些企业的自组织赈灾行为，也希望今天充满义愤的网友，持续观注，持续督促，当然更需要自己也跳下来参予。

网上为了大亨们在汶川大地震中捐了多少钱而开骂，尤其是王石一席捐了两百万就恰如其份的言谈，引发一阵挞伐。

这一次大灾中，全国人民不冷漠，不再等待政府安排，自发的行动，自发的捐献，而且灾区秩序井然，灾民也能自组织起来自救，不像很多国外的经验会有人趁火打劫，在在表现出中国人爱人利他，又能积极行动的美德。网友们一时间义愤填膺，应该也是这样情怀的展现。

只是义愤不要压制了理性。大多数人都忽略了王石的一句重要的话，就是慈善是要长期的，不要因为一次激情而伤了以后。台湾九二一大地震时也是爱心满溢，但一次捐了很多钱后，却造成以后连续四、五年捐款减少，使得很多NGO在后来都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

更糟糕的是，震灾本身的救助就是长期的，灾后马上要为灾民建简易屋，作心理辅导，持续提供关怀与生活救助，帮助灾民的重建工作。到重建完毕，可能一年多，甚至三、四年，住在简易屋中的灾民的教育、心理、生活、重建在在需要我们的持续关怀，直到他们能完全恢复自立。

震灾救助最怕的是健忘，一阵激情过后，媒体不报导了，人民也不关心了，政府对相关组织与地方政府的监督也放松了，这时灾民的孤独长夜才真正开始。一时间涌来了大量的钱与物资并不能保证未来长期的妥善运用，后来台湾震中的南投县还爆发救灾物资被贪污的弊案，更多的物资则被堆在仓库里，相关人员没能善加运用。

企业社会责任不能只看今天，更重要的是看以后持续多久。也不该只看钱的多少，还要看人的行动。企业领袖们最合适投入自己，组织社会团体，因为他们有组织能力，又有社会号召力，中国古代自组织的领袖不是士绅，就是绅商，理由即在此。他们的自我投入才是更值得观察的重点。好的企业文化中，员工们也不仅是在公司动员下，甚至镁光灯的闪耀下去捐钱而己，而该有投入义工行列的行动，他们自主的、持续的爱人利他的行为，最能展现一个公司的文化内涵。

震灾中，源远流长真的比一次捐款重要，人的投入也比钱的投入重要。

针对震灾而言，现在就断言企业社会责任还太早了，两三年后我们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一时间强大的舆论压力，我怕得到的不是企业社会责任，而是不乐之捐。那些一捐六千万、一个亿的企业家当然让我们佩服，但这不是结束，应该只是开始。我希望会有媒体善昼企业社会责任，在灾后复建完成后，再作一次统计，看看每个企业捐了多少钱，完成了那些重建工作，企业家们亲身作了那些事，不是只是今天作个捐款排行榜。更重要的是这一阵过后，当生活一切恢复到过往，我们还能记得灾区吗?两、三年后还有兴趣看新的社会责任排行榜吗?还会对那时不善昼社会责任的企业发一阵义愤吗?

现在发义愤是容易的，但不健忘才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可以督促企业、媒体与政府昼更多的责任。

PS. 请网友们不要在这个文章上讨论王石的人格、谋略或对他博文的想法。我对这些都没意见。

我只为王石“辨护”一点，就是万科捐两百万够不够?很多人觉得不够，提出很多论据，十分理性，很好。我则提出我的灾后重建经验认为，震灾是长跑，所以一是要长期观察，第二是我以为捐“人”比捐钱更重要。你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对，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共同话题，可以理性讨论。

另外我也引王石一句话，慈善是要长期去作，你可以不喜欢王石，但我以为不以人废言，因为这正是作慈善的人需要警惕的。所以我在呼吁，不健忘才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你也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对。另外，我希望能多认识愿意化义愤为行动的朋友，我在网上留了我的email，重建就要开始了，我们可以商量去作一些事。

请不要在不相关的议题上打转，灾区等着我们去作很多事情。逞口舌之勇，不如化义愤为行动。

附上一篇我的呼吁：

灾区重建志工的功能

有网友希望我提出更具体的个案，来说明震灾区自组织在重建过程中能扮演的角色。在即将到来的重建期中，下面是几个经验可以分享。

一、          重建第一阶段是恢复期。尽可能原地重建，除非有极大的后续灾害的威胁，否则一群人回到自己的家乡重建，避免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瓦解，灾民间还能有些生活上互相照顾，心理上相互扶持的伙伴。大灾后最常发的是忧郁症，一段时间后自杀率会提高很多，所以原来的社会网至关重要。此时，政府或慈善机构进入重建区建周转房，在台湾，慈济功德会这个工作就作的很好，不断的组织义工去建房，将灾民从帐篷中转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家。

二、          此时，志愿者可以帮忙灾民自组织起来，成立社区协会，并让灾民提供各式各样如何重建家园的想法。灾民如果只是等着政府安排，没事可作，反而想东想西会想不开。社区协会的另一个功能是让心理专家更容易地进行灾后心理干预，组织原来就相识的灾民相互分享受创的经过，相互安慰，在受有专业训练的志愿者帮助下，较易获得心理支持。

三、          第二阶段是才是重建期，此时善款变得十分重要，企业或社会团体可以认养灾区重建，让懂社区规划及建筑的志工参予社区协会的规划，提供专业意见，并导引灾民对未来的社区提出想法，获得共识。专家们需要将文化建设、经济建设、住房建设提出统一的规划。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后有一个十分成功的重建个案，就是邵族安置社区的重建。经过重建，地方经济转型成观光事业，两岸开放观光后，大家可以去日月潭时看看邵族重建的成果，那里己成观光景点，人民生活改善不少。

四、          重建时期的经济生活可以由以工代赈的方式支持，让灾民们自建自家以及社区公共建筑。认养企业提供材料并发薪水，因为重建规划经过大家的讨论，大家共建自己的家园，所以积极性很高，而且自信心恢复的非常快。懂社区规划及建筑的志工需长期指导灾民相关的专业知识。为了以后的地方经济发展，企业可以建一个工厂作为外包厂，或农业企业可以在当地发展较高级的农业，但前题是企业是企业，一定要评估过不会亏本才能投入，否则一旦只为了一时行善跑进去，撑不住倒了，会对灾民形成二次伤害。

五、          志愿者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地方文化建设，建立当地的文史工作室，整理当地风土民情，可以激发社区的认同感，成功的重建不但使灾民挥别忧伤，而且获得更强的自信。文史工作室还可以作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不断的对外报导灾区的故事，让社会不忘掉灾区。一段时间后，当政府监管越来越放松，善款会越来越难募，志工越来越少，有一些灾区甚至四五年重建不完，灾民住在周转房中那么久，苦不堪言，所以不断地报导才能让社会不断受到感动。

我要说明的是邵族重建过程不是我本人的经验，我有一些经验，只是十分失败，所以有很多感触，尤其是对没有持续性与社会的健忘感触甚深。任何专职的NGO主持者都比我有资格对志愿者发出招唤，想要多了解民间自组织在重建中的功能的网友，可以上网看邵族安置社区的资料。我只是有一点灾后重建的心得，希望能使多几个人了解志愿者对灾区的重要性。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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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中央新闻台播报，汶川大地震引发全国人民的同情心与积极性，大批义工赶往灾区，灾区民众也自我组织起来自救，展现出中国人旺盛的爱人利他精神。一个秘鲁来的播客十分佩服中国老百姓的见义勇为，甚至在余震之中，都不顾自身安危地在废墟中找人，让他惊异不已。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这些义工组织不够，拥向灾区反而造成交通混乱，所以政府呼吁义工们先向政府登记，以有效地被组织起来。

这让我想起台湾九二一大地震时，台湾的自组织就发挥了极为可观的能量，第一个进入灾区的是慈济功德会，而不是台湾政府。九二一凌晨发生大地震，往震中埔里一带的交通已完全断绝，但到黎明时，慈济的会员已组织出一队人马步行到达灾区，开始救灾。而台北的政府官员这时才「醒」过来，开始激活救灾相关程序。

第二天，我的几个学生找我去救灾，我就要太太准备帐篷，买了大量干粮，我则打电话找救灾团体，我自己的学校正在筹划将来认养受灾学校、学生，没有立即行动，但推荐我某基督教大学会有立即行动，我便打电话去，只是没等到他们组织起来我就等不及了，于是再打给慈济。其实我和慈济没有任何渊源，也不认识任何人，但接电话的人却要我们立刻到台中去集合。当夜在他们的台中会馆中，慈济的师兄姊们发给我们一行人蓝色制服以资灾区辨认，并讲解了相关的注意事项，作了一些行前训练。连夜就进入灾区，那时道路已经抢通，有的路段左半边垄起几达一层楼高，路面破碎，当地政府管制车辆不得进入，但有组织的义工团体事先可以申请，所以在慈济车子的先导下，我们一大队车马可以进入灾区。

在灾区中，慈济的先遣人员已经标示好了各种工作，我们一到就分成数队，分派到各处工作，两天后又有更多的义工进来，我们就被替换下来休息，临走时被要求把帐篷留下，因为这是灾区最需要的东西。在大灾难中，民众的自组织与自救是十分关键的，只是这必须平时要有自组织的训练，才能将工作组织、分配起来，否则只能发挥较有限的战力。比较慈济功德会与两所大学的表现，即可见得一般。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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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后，袁绍忧愤而死，其子不和，打起内战，曹操遂趁机收服袁氏控制的四州，袁绍继承人袁尚北逃乌桓，依靠其首领蹋顿，伺机报复，为使南征无后顾之忧，曹操决定征服乌桓。只是乌桓远在山外，兵强马壮，当时暑热大雨，泥泞满地。郭嘉建议放弃辎重，轻装越山奔袭，出其不意，速战速决。很多大臣反对如此冒险，曹操不听，亲自指挥奔袭，结果大胜而归，斩蹋顿，袁尚也被杀。此时曹操下令调查当初反对征伐乌桓的人是谁，大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心生恐惧。没想到曹操却大加奖赏他们，并说，此次奔袭九死一生，幸赖老天帮忙才能成功，不到如此险境，不知各位的深谋远虑，希望以后不要闭口，还要多多教诲我。

与曹操刚好相反的是袁绍。在官渡之战前，曹操南征刘备，袁绍智囊田丰主张袭其后背，袁绍却因为最爱的小孩死了，伤心不肯发兵，田丰叹息。等到曹操北伐，袁绍出军决战，田丰又劝，曹操一世英雄，用兵莫测，不宜决战定胜负，而应该以北方四州之地诱其深入，游击其后，是万全可胜之策。袁绍不听，还把田丰以扰乱军心的罪名逮捕下狱。等到官渡之战大败而还，有人恭喜田丰你料事如神，主上可要重用你了。田丰却叹息，如果袁绍胜利而返或许一高兴会赦免我，但他现在一定羞愧见我，反而会把我杀了。果然，袁绍杀了田丰，田丰死前说，给愚人出谋划策，应该一死。

曹操胜利而不会洋洋自得，马上要别人知无不言，指其错误。袁绍却明知有错，反而恼羞成怒，一错到底。两人的气度决定了两人的成败与命运。

唐太宗李世民每次在朝庭议政时，总是和颜悦色轻声细语，甚至不发一言听人议论，人问其故，李世民说，我是打下天下的雄主，又是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人们一定会认为我英明而不敢露丑，也害怕我的权威而不愿发言，如果我声严色厉，岂不是听不到别人的建议了。李世民的气度决定了他的高度，作为一个千古流芳的英明典范，却处处都在向别人学习。刚好相反的，是一些发了机会财而有一时成功的小人物，予智予雄，自吹自擂，咻咻然作英明领导状，其实不过一时得意，我们可以坐等看到他/她们的失败。

美国管理学者蒂蒙斯(Jeffry A. Timmons)在百森学院创业学(Bobson College)系列中(国内为华夏出版社以及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共同出版)，以为创业者的性格决定了创业的成败。良好的性格是创业成功的第一因素，但不是唯一的与决定的因素，然而不好的性格却是决定性的因素，百分之百会招致失败，他总结出失败的企业家有如下的特质:

总想表现强大。这是指有些人总想证明他/她们比别人强，并能击败别人。

总相信不会受到伤害。对自已的能力有过分的自信，而不能知所畏惧。

反对外在权力对其束缚。我行我素，一意孤行。隋炀帝杨广曾说，我最讨厌人家规劝我，敢说我什么，我一定让他闭口。台湾作家柏杨评论说，隋炀帝作到了他所说的，不过国家也亡了。

冲动易怒。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相信外在因素。总是怨天尤人，就是不能检讨自已。

无所不知。每天在表演智从已出，谋从已出，英明伟大的戏码，养一群小人或奴才看戏兼鼓掌。

绝对独立。以为公司有他/她一个人就够了，不重视团队，不重视外部关系，只会一个人埋头硬干。

中国人谈修身一定要谈「修养」，修养绝对不是形式主义的温文儒雅，而是发自生命底蕴的气度与格局。上面所谈的不良性格，包括自吹自擂、自大横行、冲动易怒与怨天尤人都是没有「修养」的表现。多么巧合，中国人千年来的智慧与美国对创业者的分析竟然一致。

宏碁公司前董事长以及泛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有句名言「成功的原因千百种，但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听不下别人的劝告。不是吗?气度决定了高度，格局决定了结局。

改写自作者之书“中国人的管理智慧”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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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登载于管理学家杂志

关羽一生忠义无双，因为他的义薄云天，所以被中国人称为关公，奉为武圣，文武庙中甚至与孔子并祀，可见得他在人们心中留下多么完美的形象。讲到关羽在万军之中，跃马上前，阵斩袁绍大将颜良，砍下人头再拍马回阵，英勇形象跃然纸上。关羽深感曹操恩德，但为了义兄刘备，在杀了颜良回报曹操后，坚持求去，曹操可能杀他，刘备此时投奔袁绍，袁绍也可能杀他，但关羽义无反顾，所以成为中国人心目中讲义气的典型。

讲到关羽之死，已经有一句成语「大意失荆州」，好象关羽是一个不小心才失了荆州，然后「败走麦城」，父子同死，让人不胜唏嘘。但是从资治通鉴的史实上看，关羽却犯了一连串的管理失误才丢掉荆州，结果引得刘备从四川起兵东征为他报仇，却又被陆逊火烧连营，兵败夷陵，诸葛亮的隆中对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是，雄据荆、益二州，外连东吴，内修政治，然后两道北伐，统一中原，恢复汉室。最后因为关羽的「大意」，隆中对的战略完全被破坏，两道北伐成了六出祁山，刘备大业终于无法完成。

那么，关羽是如何「大意」的呢？

首先在外交上，与东吴的战略联盟伙伴关系是刘备的最重要的资本。此时刘备拿了荆州南部郡县，又向孙权借了荆州北部郡县，刚好益州州长刘璋昏弱，抵抗不了汉中张鲁的挑衅，迎了刘备入四川，刘备留下关羽坐镇荆州，亲自带军入蜀，趁机就把四川吃了下来。原本周瑜想趁赤壁大胜之后征蜀，结果被刘备挡了下来，此时刘备独吞益州，实力大增，孙权怒不可遏。此期间，孙权曾向关羽求亲，要为自已的儿子迎娶关羽的女儿，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对外交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关羽却一口回绝，诟骂使臣，又让孙权气上加气，留下一个「虎女焉能嫁犬子」的典故。

更遭糕的是，此时关羽北伐，大破曹操手下将领于禁，接收了于禁的部队，粮草不足就跑到孙权地盘上抢粮。之前，刘备借荆州不还，孙权要求归还，十分不愉快，好不容易两方和解，才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关羽跨过湘水开孙权的粮仓就食，等于撕毁了和约，孙权找到了出兵的借口，遂全军出动，对关羽致命一击。

关羽大军在北伐，把基地留给了傅士仁等人，这些人能力不够，供应前方军需常常不能及时，关羽总是大骂「等我班师，军法伺候」，两人遂生叛变之心。之前，以「吴下阿蒙」著称的吕蒙驻守东吴的荆州前线，已密报孙权，决定图谋关羽，陆逊接替他的位置，立刻写信给关羽，对他歌功颂德，大加拍马，还暗示自已也想投靠过来，托以前程。关羽看信，心花怒放，认为自已的后方十分安全，遂抽调全军支持北伐，后方空虚。万事俱备，吕蒙大军出动，一战未打，就占下了关羽的基地－江陵。不知道关羽是不是以为两国有和约，这是一场误会，基地被夺后，不立刻急行回军夺回失地，反而带着大军慢慢回程。项羽在基地彭城被刘邦攻占时，杀了报信之人，封锁消息，丢下大军，只带三万铁骑立刻回袭，在刘邦阵脚不稳还在大肆庆祝时，就一举击溃刘邦五十六万大军，相反地，关羽不但让全军知道基地没了，还派了使节往来与吕蒙谈判。吕蒙趁此机会，安定江陵城的治安，秋毫无犯，还让人民写信给关羽军中的子弟报平安，结果关羽大军军心涣散，一路走一路散，又是一仗未打，关羽大军就被击溃了。

吕蒙以「士别三日，聒目相看」、以及「已非昔日吴下阿蒙」等语而闻名，看看他能一仗不打就拿下荆州，又一仗不打就击溃关羽大军，确实让人聒目相看。

这样的「大意」对中国的领导之学有何启示?

从种种事迹来看，关羽是一个英雄主义太强的人，他是一个好将领，但是刘备把他放到领导的位置，却是错用了人。关羽的英雄主义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出来，比如，刘备称帝，封了五虎上将，其中有一个老兵一样的人物黄忠，关羽就耻于与他并列而大发雷霆，差一点不肯受封，可见得他是如何自负，甚至连孙权都看不在眼里，而自比为虎，比喻孙权为犬。又比如，他身旁都是一些听命行事的人，所以他会把基地留给两个蠢材，而大军在外，也没看到谋略之士为其出谋划策，可见得关羽的军事行动几乎就是他一人的”one man show”（一人独秀）。

为什么英雄主义在中国是一个不好的领导呢?

首先中国的好领导都要靠团队，一个领袖与其团队成员的交换也是长期的人情交换，显出「君恩臣忠」的人伦法则，领袖提供资源，提携后进是「恩德」，而成员努力作事，达成任务是「报恩」。中国团队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领袖给恩德却「不求回报」，是为了加强他的人脉网，而成员会尽心尽忠，也是因为在一个群体的合作努力中，团队发展壮大，资源丰盛，在「均分」原则下，大家都能享有更多的资源，进行更多的交换，累积更多的人脉，而有机会完成个人的目标。所以这依旧是一种理性交换的行为，但要展现出符合人伦法则的风貌。如果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总是表现出自我为主的理性算计，总是一个人独揽所有光彩，智从己出、谋从己出、恩从己出，让人家作配合表演的角色，就无法建立这样的「自已人」关系。看看关羽的集团中都是一些蠢材，败走麦城时也只有儿子跟着，就可以看出关羽根本没建立一个管理团队。

其二，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无法与人作好长期的互惠交换，中国的组织行为固然有一部分是员工与组织间的互动，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个人与同事间以及领导与部属间的交换行为。唯有透过交换，个人才能累积人脉，为了将来组织内的升迁，或个人的转职甚至于创业储备资源；领导则透过交换建立自已的班底，完成任务，展现积效，达成组织目标。忽略了这些个人与个人间的社会交换，只分析个人与组织间的关系，就无法了解中国人组织行为的全貌。

只是这些社会交换都是长期性的，在长期性的思考下，很多环境的限制条件是不清楚的，因此，也很难以理性算计就作出正确决定，符合「人伦」、「均分」的行为法则往往是长期中较好的选择，所以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方式--表达甚至坚持自已的意见，个体的意识高于团队意识等等—是十分不合适的。在长期性的思考下，不确定性既然太高了，中国人会选择符合社会期待的行为──利益与人均分、隐藏个人意见，遵守传统规范，虽然这些行为也会视情境而定，但反而可以累积声誉，带来人脉，在长期中更符合个人的利益。关羽军中所有光彩都在他骑着赤兔马，挥着青龙揠月刀就能战无不胜时，别人的价值都不见了，价值交换也显得没必要了，没有交换，没有功劳，也没有资源累积的机会，他的下属如何能够有激励？如何愿意效忠？剩下的不是唯唯诺诺没有主见之人，就是溜顺须拍马阿谀奉承之辈，也难怪这些人一战不打就投降了，一战不打就跑光了。

看看柯林斯在「基业常青」及「从优秀到卓越」中形容的第五类领导人，正是那种谦逊自牧，能让部属有所发挥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才不只是成功于一时，而会立下百年不衰的基业。「谦逊」、「自我克制」、「照顾别人」，这些特质是不是很像中国人传统智慧中的好领导呢？

再看看潘石屹在“我用一生去寻找”中谈他的创业哲学，也提出警告，自我主义与英雄主义是最要不得的创业者的个性。这正是深得中国管理智慧个中三味的感悟。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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